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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16世纪以后，宗教也好，儒家也好，都成了现代启蒙主义碾压的弃物。
《圣经》说：“上帝爱世人。”
但上帝是什么，谁能说得清？是那个让童女未孕而生并以圣血清洗世人原罪的耶和华大叔？《尚书》称：“天视自我民视。”
那么“天”
又是什么？白云苍狗不就是一些水蒸气？雷公电母一遇到避雷针，不也得黯然下岗？
显然，因无物理学、生物学、天文学、人类学、经济学等以为支撑，缺乏足够的证据链和逻辑链，先人们只能把一种群体关怀和道德理性大而化之，含糊其词，凑合一点故事想象和武断格言，最终归因于僧侣的“神意”
或儒生的“天道”
。
这在人类文明早期也许够了—放到16世纪以后，就不大容易听入耳，缺少实验室和方程式的配置。
一个科学的时代正在到场。
随着“神意”
和“天道”
退去，包括教会、儒林的腐败自损其公信力，群己关系的最大一次失衡由此开始，个人主义也开始由一种文化基因彰显为一种文化巨流。
只有到这时候，一些中国学者才开始面生忧色，心生不安，渐启微词。
费孝通担心西方文化长于“扬己”
而短于“克己”
。
[29]]钱穆怀疑西方文化不过是偏离人性的“小我教”
而非“大群教”
。
[30]连严复也受欧洲一战的刺激，一反坚定西化派的立场，顾不上自己所译介的《天演论》（赫胥黎著），在晚年写给学生的一封信中，痛斥西方所为不过是“利己杀人，寡廉鲜耻”
，反而是自己曾恶批过的孔孟之道“量同天地，恩泽寰区”
。
不过，这些声音来自一个经济落后的农耕社会，很快就被学西方、赶西方、同西方一个样的激进声浪所淹没，并不能阻止个人主义挟工业化大势，在全球范围内一路高歌猛进。
重己、崇私、尚恶的现代伦理启蒙
看来，“个人”
只是一项现代的发明。
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游历世界，写出了《物种起源》，动摇了基督教的创世论。
他提出自然选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获得了大批死忠粉，也派生出不少夸张的解释或发挥。
斯宾塞、赫胥黎、霍布斯、马尔萨斯……这些大牌学者争相把“个人自由竞争”
视为现代伦理的核心，把“自然选择”
简化为人间互争大法。
即便达尔文不曾这样极端。
在这些人“科学”
的目光里，人也是一种动物，人类社会也是凶险丛林，是弱肉强食的喋血屠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永无休止的自由混战”
（斯宾塞语）—这既包括个体之间的混战（霍布斯等强调的），也包括群体之间的混战（卡尔·施密特等强调的）。
哪怕他人或他们和颜悦色，但无论富豪还是乞丐、白皮肤还是黑头发、陌生路人还是至爱亲朋……严格地说，对任何一个生命主体而言，都是潜在的对手，有天然的敌意，有凶险的虎爪和鹰嘴，其存在本身就是威胁。
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差不多曾被黑格尔一语道破：“恶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
大争之世必有大争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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