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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欣巴哈语）[11]的一系列认识成果。
在这里，如赖欣巴哈指出：一是唯理论，一是经验论，两大浪潮的汇合，即数理工具和实验工具的并举，演绎法和归纳法的兼备，才构成了“科学”
的成熟形态和清晰边界。
爱因斯坦有类似看法。
1953年，他给一位叫斯威策（J.E.Switzer）的人写信，谈到“西方科学的发展以两项伟大的成就为基础”
：其一是“源于古希腊欧氏几何学的形式逻辑体系”
；其二是“文艺复兴以来依靠系统的实验以发现因果关系的可能。”
他说“人类居然做出了如此发现，（这）才是令人惊奇的。”
[12]
在这个意义上，如不少前人所指出，科学是近代以来的特定产物，并不等同于“知识”
（否则传统艺人、哲人的所有知识都可算作“科学”
，中医理论更是如此）；也不等同于“正确”
（托勒密的地心说，哥白尼的日心说，在后人看来都不算“正确”
；热力学、活力学等在将来肯定也这样）。
科学只意味着一种并非万能、不会完结的新型知识生产机制及生产过程。
不过，这已够激动人心的了。
作为欧洲启蒙运动的核心，这种科学，即数理与经验（演绎与归纳）的双引擎发力，缘聚则生，修成正果，贡献了一轮空前的全球性知识爆炸，带来了生产方式与生活形态的翻天覆地——特别是物质层面的巨变，把人类送入现代文明。
以致当今太多人，会情不自禁地把“科学”
等同于“知识”
，再等同于“正确”
，一个词集万千宠爱于一身，无限越位，无限升格，视之为可解决一切问题的神器。
这不是不可理解。
——即便这已类似神学家的态度，即很多科学家强烈反对过的态度：以为上（ke）帝（xue）可搞定一切的妄自尊大。
文科一窝蜂向理科看齐，觉得自己不懂“数理”
的纷纷内疚，怎么也得“实验”
起来的万般焦灼，如此“科学化”
潮流，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这也许没什么不好。
文理之间的互鉴纯属正常。
事实上，这也有望克服不少文科著作中常见的空疏、虚玄、零散、模糊、偏好、独断、大而不当，还有过于依赖比喻的抖机灵或耍滑头——出于职业习惯，科学家最反对这样做。
不过，真正懂一点科学，真正学来科学的精神和方法，并且在运用中增强而不是削弱文科自身的所长，克服而不是包装文科自身的所短，并不那么容易。
比如，不太好的消息是，文科生所热烈追求的科学——特别是基础科学，在20世纪却不幸陷入停滞。
有心人已发现：1970年，第一架波音747飞机从纽约飞往伦敦用了八小时，而五十年后，类似飞行的时间未见任何缩短。
1969年的载人航天器着陆月球，但接下来的半个多世纪里，人类足迹未能延展得更远，太空探测器也无质的更新，如火箭仍依赖化石燃料。
1927年的列克星敦号航母，最高航速已达33节，而七十多年后投入现役的核动力戴高乐号，舰重减轻，航速却只有27节。
上世纪的60年代，很多人认为有生之年可实现星际旅行，但眼下连他们的孙辈，也只能用游戏机去火星。
上世纪50年代，教授告诉学生们，五十年内人类将实现可控核聚变，清洁能源、人造太阳、海底城市、汽车飞天也不是梦想，但眼下学生的学生告诉学生，再等五十年吧，也许，可能，大概，是外星人远程锁控了我们的大脑（网友语）……
爽约不胜枚举，也令人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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