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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很多当事人已习惯了忍受多于抗争，散弱多于团结，犬儒多于铁血，因此既没有多少行动也没有太多思想，很容易被史学家们的目光跳过去。
他们的前人可不像是这样的。
布拉格广场上矗立着胡斯的雕像—那位布拉格大学的老校长，比马丁·路德更早的宗教改革家，年仅四十五岁被腐败天主教会处以火刑的新教先烈，一直在登高回望，思接云天，斗篷呼啸而去，其悲怆的目光触抚人间，构成了英雄主义一大丰碑。
他眼中的疑惑似乎是：你们波希米亚的血性、能量、历史主动性如今安在？
也许，很多当事人都像卡夫卡那样，转过背“游泳”
去了，亦如昆德拉后来一本书名所宣示的，“庆祝无意义”
去了。
一种逻辑关系在这里也令人疑惑：
在这里，是太多历史灾难催生了个人主义？
还是太多个人主义反过来诱发了历史灾难？
与19世纪的文化潮流相比，20世纪显然出现了更多退场者，更多“游泳”
者，即去政治化、去社会化的孤独灵魂。
不论是阴郁的卡夫卡，还是奢华和逍遥的“布波”
一族，20世纪的“文青”
们更多一些颓废和虚无的精神底色。
这些人避开了各种宏大叙事的专断与胡夸，常在文学艺术这一类个人化事业上别有活力，心细如丝，异想天开，独行天下，包括在捷克这一弹丸之地形成瞩目的文化高地。
哈谢克、卡夫卡、赫拉巴尔、伊凡·克里玛、昆德拉、哈维尔……光是享有广泛国际声誉的文学家，在这里就能数出一大串，远非众多其他国度能比。
但这一冲击波也留下了大片的精神废墟。
事情似乎是这样：只要往前多走半步，心细如丝就是过敏症，异想天开就是幻想症，独行天下就是自闭症……而这正是当代很多“文青”
常见的人格特点，是大批高等院校正在输出的才子形象，也差不多是费尔南多·佩索阿在《惶然录》中说的：“在今天，正确的生活和成功，是争得一个人进入疯人院所需要的同等资格：不道德、轻度狂躁以及思考的无能。”
于是，“国家不幸诗家幸”
，历史的悖论再次让人吃惊，一块文化高地放在另一个坐标系里，就可能是一片随风飘**的落叶，一种无奈的国运滑落，在经济、政治、科学技术等方面的能见度越来越低。
捷克几乎就是这样。
它不仅与斯洛伐克分拆，再遭一次沉重的破碎；连捷克人一直引以为傲的斯柯达汽车，民族工业最亮丽的百年名片，整个国民经济的支柱，也于1991年落于德国大众公司之手。
斯柯达易主之日，很多布拉格工人和市民潸然泪下，很多司机在街头一齐鸣笛，发出他们民族品牌的最后一声倾诉。
时任国家总统的文学家哈维尔，倒是在与大众公司总裁大谈“全球化”
的美好前景，正如他后来确信“民族国家的消亡”
，宣称“民族主义是一面最危险的旗帜”
。
也许他对国民们的安抚并非完全无据。
特别是在中欧平原这里，国家边界总是多变，所谓民族从来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中欧地区最常见的双头鹰旗徽，意味着这里与东、西两端根脉相连，在历史上既倾心西方也属意东方。
当年哈布斯堡王朝女皇玛丽娅·特蕾西娅说“让别人去打仗，我们结婚吧”
。
她把十几个女儿分别嫁往欧洲各国王室，想必就有一种到处结亲戚的跨国主义愿景，想把整个欧洲过成一家人。
呵呵，那个“欧洲的丈母娘”
尚有如此情怀，哈维尔为什么就不能做一个新时代的对外团结大叔？
哈维尔大叔受到了西方的赞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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