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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通常对因果的描述，尤其是对一因一果的描述，带有一种近似性、概然性。
大由此不难理解，在复杂的文学天地里，理论家与思想家之间，思想家与文学家之间，不是严格的互等。
应该承认，理论素养高的作者可能塑造生动丰满的艺术形象；理论素养低的作者不一定避免概念化和图解化。
同时也应该承认，理论素养高的作者，不一定不走概念化和图解化的道路；理论素养低的作者，不一定就不能塑造出生动丰满的艺术形象。
从一部文学史中找出这两方面的例证都不难。
这些不确定联系，说明有多种概然因果关系在交织着起作用。
作者创造艺术形象，有的主要靠生活感受触发（当然不是完全脱离理论）；有的主要靠正确理论启迪（当然不是完全脱离生活）。
异曲同工，殊途同归。
旁人对这种多因一果和主因各别的复杂现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总结出各种侧重点不同的命题，其实都有真理成分，都值得我们考究和利用。
三、用不断发展的眼光，看真理的局限性。
王蒙有一个好观点:“最好最公认的文学规律，也有例外。”
不能因此而否定规律的作用，也不能不容许有例外。
正确的理论总会碰到它不能完全解释的现象，纯属正常。
王蒙的疏忽之处在于，规律所不能概括的“例外”
，不会是脱离了一般的特殊，不会是无规律和超规律的怪物，不过是寓含着某种人们尚未认识的规律罢了。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例外就是未知规律的呈现，更应受到重视。
对它的无知和欲知，常常是认识发展的可贵起点。
在辩证法看来，理论有普遍意义，方能体现真理的绝对性；理论的效用局限，方能体现真理的相对性。
如此两分，才是正确的真理观。
我们常说作者有较髙的理论素养，才能较好地认识和表现生活。
但屠格涅夫理论素养并不很高，思想也远不及车尔尼雪夫斯基和赫尔岑那样进步和深刻，他的作品却比《怎么办》和《谁之罪》更获佳评。
曹禺写作《雷雨》时，也没有得益于理论，后来人们概括作品的主题思想，他甚至还感到奇怪哩。
我们又常说，好作品总是被多数读者喜欢的，从发展观点来说“曲高”
必然能“和众”
。
但李贺的诗，奇奇怪怪，至今也不见得“和众”
。
鲁迅的《野草》，相对《呐喊》来说，恐怕也显得有点“和寡”
。
可是，要是没有《雷雨》和《野草》，要是没有屠格涅夫和李贺，大家不会有一点遗憾吗？
种种例外说明：一个作者的经验，不见得完全适用于另一个作者；同一个作者写这一篇或这一段的经验，在写下一篇或下一段时可能不“通用”
，可能被“证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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