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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似乎是各种不同的乐器，演奏了同一曲旋律；是不同轨迹和去向的天体，辉耀着同样的星光。
于是，他们的理想超越具体的目的，而是一个过程；不再是名词，更像一个动词。
他们也是人，当然也有俗念和俗为，不可能没有意识形态局限，难免利益集团的背景和现实功利的定位。
挑剔他们的不足、失误乃至荒唐可笑，不是什么特别困难的事。
在当今一些批评家那里，即便再强健再精美的意识形态，都经受着怀疑主义的高温高压，也面临着消解和崩溃的危险，何况其他。
随便拈一句话，都可以揭破其中逻辑的脆弱，词语的遮蔽，任何命题的测不准性质，于是任何肖像都可以迅速变成鬼脸。
问题在于，把一个个主义投人检疫和消毒的流水线，是重要而必要的；但任何主义都是人的主义，辨析主义坐标下的人生状态，辨析思想赖以发育和生长的精神基质和智慧含量，常常是更重要的批判，也是更有现实性的批判，是理论返回生命和世界的人口。
意识形态不是人性的唯一剖面。
格瓦拉可以过时，吉拉斯也可以被消解，但他们与仿格瓦拉和伪吉拉斯永远不是一回事。
他们的存在，使以后所有的日子里，永远有了崇高和庸俗的区别。
这不是什么理论，不需要什么知识和智商，只是一种最简单最简单的常识，一个无须教授也无须副教授无须研究生也无须本科生就能理解的东西：
美的选择。
年轻的时候读过一篇课文，《Libidly（对丑的情欲）》，一个西方记者写的。
文章指出实利主义的追求，使人们总是不由自主地爱上丑物丑态，不失为一篇幽默可心警意凌厉的妙文。
很长时间内，我也在实利中挣扎和追逐，渐入美的忘却。
平宁而富庶的小日子正在兴致勃勃地开始，忘却是我们现代人的心灵安全设备。
我们开始习惯这样的政治:一个丛林里的“红色高棉”
，第二职业是为政府军打工。
我们开始习惯这样的宗教:一个讲堂上仙风道骨的空门大师，另一项方便法门是房地产投机的盘算。
我们开始习惯这样的文化多元:在北京的派别纷争可以闹到沸反喧天不共戴天的程度，但纷争双方的有些人，一旦到了深圳或香港，就完全可能说同样的话，做同样的事，设同样的宰客骗局，享受同样的异性按摩，使人没法对他们昨日的纷争较真。
我们开始习惯西方资本主义的语言强制，i（利益）与i（兴趣）同义，business（生意）与business（正事）同义，这样的语言逻辑十分顺耳。
我们习惯越来越多名誉化的教授、名誉化的官员、名誉化的记者、名誉化的慈善家和革命党，其实质可一个“利”
字了结。
总之，我们习惯了宽容这些并不违法的体制化庸俗。
我们已经习惯把“崇高”
一类词语，当作战争或灾难关头的特定文物，让可笑的怀旧者们去珍藏。
我们只有在猛然回头的时候，偶尔面对那些曾经感动过我们的人，才会发现我们少了点什么。
不，我们似乎什么也没有少，甚至比以前更加自由和丰富，但我们最终没法回避一个明显的事实:我们的内心已经空洞，我们的理想巳经泛滥成流行歌台上的挤眉弄眼，却不再是我们的生命。
没有理想的自由，只是千差万别的行尸走肉。
没有理想的文化多元，只是服装优美设备精良的诸多球赛，一场场看去却没有及格的水准，没有稍稍让人亮眼的精神记录。
五
理想从来没有高纯度的范本。
它只是一种完美的假定——有点像数学中的虚数，比如V-1。
这个数没有实际的外物可以对应，而且完全违反常理，但它常常成为运算长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和重要引导。
它的出现，是心智对物界和实证的超越，是数学之镜中一次美丽的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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