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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被“股民”
、“基民”
、“彩民”
、“纳税人”
、“消费群体”
、“劳力资源”
、“利益关联圈”
等概念取代。
除了战争或灾害等特殊时期，在一个过分崇拜私有化、市场化、金钱化的竞争社会，群体不过是沙化个体的临时相加和局部聚合。
换句话说，人民已经开始解体。
特别是对于人文工作者来说，这些越来越丧失群体情感、共同目标、利益共享机制的人民也大大变质，迥异于启蒙和革命小说里的形象，比方说托尔斯泰笔下的形象。
你不得不承认:在眼下，极端民族主义的喧嚣比理性外交更火爆。
地摊上的色情和暴力比经典作品更畅销。
在很多时候和很多地方，不知是大众文化给大众洗了脑，还是大众使大众文化失了身，用遥控器一路按下去，很少有几个电视台不在油腔滑调、胡言乱语、拜金纵欲、附势趋炎，靠文化露阴癖打天下。
在所谓人民付出的人民币面前，在收视率、票房额、排行榜、人气指數的压力之下，文化的总体品质一步步下行，正在与“芙蓉姐姐”
（中国）或“脱衣大赛”
（日本）拉近距离。
身逢此时，一个心理脆弱的文化精英，夹着两本哲学或艺术史，看到贫民区里太多挺着大肚腩、说着粗痞话、吃着垃圾食品、看着八卦新闻、随时可能犯罪和吸毒的冷漠男女，联想到苏格拉底是再自然不过的:如果赋予民众司法权，一阵广场上的吆喝之下，哲人们都会小命不保吧？
这当然是一个严重的时刻。
上帝死了，是一个现代的事件。
人民死了，是一个后现代的事件。
至少对很多人来说是这样。
五
上帝退场以后仍然不乏道德支撑。
比如有一种低阶道德，即以私利为出发点的道德布局，意在维持公共生活的安全运转，使无家可归的心灵暂得栖居。
商人们和长官们不是愤青，不会永远把“自我”
或者“叛逆”
当饭吃。
相反，他们必须交际和组织，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不能没有社会视野和声誉意识，因此会把公共关系做得十分温馨，把合作共羸讲得十分动人，甚至在环保、慈善等方面一掷千金，成为频频出镜的爱心模范，不时在粉色小散文或烫金大宝典那里想象自己的人格增高术——可见道德还是人见人爱的可心之物。
应运而生的大众文化明星或民间神婆巫汉，也会热情推出“心灵鸡汤（包括心灵野鸡汤）”
，炖上四书五经或雷公电母，说不定再加一点好莱坞温情大片的甜料，让人们喝得浑身冒汗气血通畅茅塞顿开，明白利他才能利己的大道理，差不多是吃小亏才能占大便宜的算计——也可以说是理性。
不否定自私，但自私必须君子化。
不否定贪欲，但贪欲必须绅士化。
理性的个人主义，或者说可持续、更有效、特文明的高级个人主义，就是善于交易和互惠的无利不起早。
这有什么不好吗？考虑到“上帝”
和“人民”
的联手远去，放低一点身段，把减法做成了加法，把道义从目的变为手段，不也能及时给社会补充温暖，不也能缓释一些社会矛盾，而且是一种最便于民众接受的心理疏导？当一些人士因此而慈眉善目，和颜悦色，道德**能力大增，包括对小天鹅深情献诗或对小兰花音乐慰问，我们没有理由不为之感动。
起码一条，相对于流氓和酷吏的耍横，相对于很多文化精英在道德问题上的逃离弃守和自废武功，包括后现代主义才子们精神追求的神秘化（诗化哲学、碎片化（文化研究）、技术化（语言分析）、虚无化（解构主义）等，文化明星与神汉巫婆还算务实有为，至少是差强人意的替补吧。
他们多拿几个钱于理不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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