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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味，甚至从“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制度蓝图，嗔出教堂里平均分配的面包香和菜汤香，嗔出土地和商社的教产公有制，大概都不足为怪。
这与毛泽东强调“为人民服务”
，宣称“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
（见《毛泽东选集》），同样具有历史性——毛及其同辈志士不过是“奉民若天”
这一古老道统的现代传人。
这样，尼采说的上帝之死，其实只死了一半。
换句话说，只要“人民”
未死，只要“人民”
、“穷人”
、“无产者”
这些概念还闪耀神圣光辉，世界上就仍有潜在的大价值和大理想，传统道德就保住了基本盘，至多是改换了一下包装，比方由一种前科学的“上帝”
或“天道”
，通过一系列语词转换，蜕变为后神学或后玄学的共产主义理论。
事实上，共产主义早期事业一直是充满道德**、甚至是宗教感的，曾展现出一幅幅圣战的图景。
团结起来投入“最后的斗争”
，《国际歌》里的这一句相当于《圣经》里LastDay（最后的日子），迸放着大同世界已近在咫尺的感觉，苦难史将一去不复返的感觉。
很多后人难以想象的那些赴汤蹈火、舍身就义、出生人死、同甘共苦、先人后己、道不拾遗，并非完全来自虚构，而是一两代人入骨的亲历性记忆。
他们内心中燃烧的道德理想，来自几千年历史深处的雅典、耶路撒冷以及丰镐和洛邑，曾经一度沉寂和蓄藏，但凭借现代人对理性和科学的自信，居然复活为一种政治狂飙，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呼啸了百多年，大概是历史上少见的一幕。
问题是“人民”
是否也会走下神坛？或者说，人民之死是否才是上帝之死的最终完成？或者说，人民之死是否才是福柯“人之死（Manisdead）”
一语所不曾揭破和说透的最重要真相？冷战结束，标举“人民”
利益的社会主义阵营遭遇重挫，柏林墙后面的残暴、虚伪、贫穷、混乱等内情震惊世人，使十九世纪以来流行的“人民”
、“人民性”
、“人民民主”
一类词蒙上阴影——上帝的红色代用品开始贬值。
“为人民服务”
变成“为人民币服务”
，是后来的一种粗俗说法。
温雅的理论家们却也有权质疑“人民”
这种大词，这种整体性、本质性、神圣性、政治性的概念，是否真有依据？就拿工人阶级来说，家居别墅的高级技工与出入棚户的码头苦力是一回事？摩门教的银行金领与什叶派的山区奴工很像同一个“阶级”
？特别在革命退潮之后，当行业冲突、地区冲突、民族冲突、宗教冲突升温，工人与工人之间几乎可以不共戴天。
一旦遇上全球化，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富得一个样，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穷得不一个样；全世界的资产阶级无国界地发财，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有国界地打工；于是发达国家与后发展国家的工会组织，更容易为争夺饭碗而怒目相向，隔空交战，成为国际对抗的重要推手。
在这种情况TS你说的“人民”
、“穷人”
、“无产者”
到底是哪一伙或者是哪几伙？前不久，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也遭遇一次尴尬:他力主向大矿业主加税，相信这种保护社会中下层利益的义举，肯定获得选民的支持。
让他大跌眼镜的是，恰好是选民通过民调结果把他哄下了台，其主要原因，是很多中下层人士即便不靠矿业取薪，也通过股票等等与大矿业主发生了利益关联，或通过媒体鼓动与大矿业主发生了虚幻的利益关联，足以使工党的传统政治算式出错。
“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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