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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城里人，城市占据了我们的精神生活、充实了我们的精神生活，但又剥夺了一些重要的内容，没收了许多丰富的言语，限制了精神世界的完整，带来一种明显的残缺。
在我和一些朋友的眼里，每年有六个月时间生活在乡下的韩少功，是一个“探子”
。
他的生活，寄托着我们对乡村生活再发现的期待。
城乡的分离与隔膜是近百年中国城市化进程中越来越加剧的一个现象，制度、地域、人事方面的隔膜，带来文化、人心的隔膜，同时也造成两种封闭狭窄的文化格局。
一个人，一个作家，他的个人选择有可能为这样的格局带来什么影响吗？韩少功2002年出版长篇随笔集《暗示》，围绕“言”
“象”
之辩，对当代文明提出了“知识危机”
的批评，他认为“知识正在以脱离具象、脱离实践的方式大规模传播”
，构成当代文明危机的根源；而他本人说到做到，回到乡下，在农事中回归了部分体力劳动的生活。
2006年出版第二部长篇随笔集《山南水北》，抛开理性思辨，对自己的乡村生活进行了具体直接的描述。
怎么可能把韩少功和写下《永远的普罗旺斯》的彼得?梅尔等同起来？虽然他们都是成功的城里人跑到乡下去的例子。
但是，又能把他和谁做比较？在我们悲剧感的、充满危机的乡村现实中，谈论任何一种理想境界似乎都是不可能、不真实的。
但是，又难以否认，在他的选择、我们的期待中，确实又存在着理想因素。
以《山南水北》这部新作为由头，我对韩少功作了一次访谈。
芳菲：世事大多在因果之中。
你选择这样每年有六个月的时间在乡下生活已经七年了，你觉得让你到乡下定居的因是什么呢？是什么时候播下的种子呢？如果我把你对城市生活的批评看作缘、而不是看作因的话。
韩少功：我喜欢在野地走一走，在地上干点活，同农民说说话。
我觉得这样的生活特别惬意和充实。
也许这是知青经历留下的心理痕迹在起作用，当然也不一定。
说到当年下乡，我并没有太多委屈感，因为几亿人当时就是那样生活的，知青只是过了一小段。
有些人一写到下乡经历，就自比落难贵族大嚎小哭，我不以为然，虽然我也反感那个时代的政治恐怖和荒唐宣传，并不赞成强制的上山下乡。
芳菲：那你现在乡下的日常生活包括些什么内容呢？生活的节奏靠什么形成？韩少功：劳动，出一身汗，有益身心呵，不是更绿色的健身活动吗？（我看到书里（《山南水北》）你挑粪，嘿，不好意思，被吓了一跳。
）化肥只能被作物吸收30%左右，其余的都沉淀下来破坏土质。
所以我从来不用化肥，只用农家肥。
如果地上没活，我就会读书和写作。
同农民聊天也很开心。
有些农民比较嘴笨，但有些农民很会说话，一张嘴就是脱口秀，而且有特别的思维方式。
我会听得哈哈大笑。
芳菲：呵呵，看你的一些记述我也大笑过。
像讲到村里几个党员自发到你家来聚会，为了谢谢你为村里做的好事，商量将来把你埋在哪里的那段。
一边笑一边感动。
韩少功：农民读书少，很少用抽象概念，说话大多用形象性细节，可以说有一种形象依赖。
他们说一个人好或者不好，不会像人事部门那样写鉴定，不坐像有些知识分子那样说一个方面又一个方面，通常只会说两三个细节。
这种方式被文学家听了，会觉得它很文学化，被哲学家听了，会觉得它很“后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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