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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尧：旅游点大多是商业化的，是虚构的现实和历史。
韩少功：游客从美国到中国来，要看中国民俗，旅游公司便设计出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包括一些从来不存在的假民俗。
但游客可能满意了：哦，这个是中国。
传媒面临着道德危机
王尧：中国人认识中国也受符号的影响。
当一个人没有什么经历和体验时，他的想象与认识就要受到符号的限制。
有些价值判断上的分歧就是由此形成的，譬如，国外的一些学者和我们看待中国的“文革”
，就有大的不同。
韩少功：他们对中国“文革”
的了解，大多是受中国伤痕文学一类媒介的影响，缺乏亲历性经验。
这种符号复制又可能被中国人自己再复制回来，说旁观者清吧，外国人都是这么说的，事情就错不到哪里去。
一套符号经过这样几次折腾，你就不知道它最开始是从哪里错起了。
王尧：符号的生产过程中间有强大的传媒影响，在谈到符号化生产问题时，一个绕不开去的焦点是“媒体”
。
韩少功：媒体本来应该是一个公共领域，应该为公民们提供真实而健康的资讯，但这在实际生活中并不容易做到。
有些媒体是官办的，甚至靠行政摊派保证发行量，一切宣传得符合官方口径，对于给官方“抹黑”
的资讯就大量压住。
还有些媒体是商办的，主要靠广告收入维持，于是就得在广告商那里讨饭吃。
有些日本人告诉我，日本有些大媒体可以批评政党，但从不批评丰田、日立这样的大公司，也不能批评这些公司所拥护的政治家，原因很简单：一年几个亿甚至几十个亿的广告收人你不想要了？你找死呵？在一些西方国家，对“政治献金”
多少还是有些法律限制的，其出发点是防止政商勾结。
但在当代政治生活中，媒体比政党的作用其实更大，却没有一个国家立法来规范媒体，比方说限制媒体的广告收入，限制媒体的股权结构，防止媒体与政客或者奸商的勾结。
这是极为不合理的。
与此同时，我们有质量检验的法律和有关执法机构，并且一再提高检验标准，什么欧洲这个标准，欧洲那个标准，保证商品的安全性和优质化。
但我们没有类似的法律和执法机构，来确保文化的安全和优质，如果有的话，顶多只是扫扫“黄”
，或者防止政治颠覆。
这也是一种极为可疑的法律空白和认识空白。
谋害精神与摧残肉体是同等罪恶，是同样的反人类罪，但在当代人类社会里，某个机构如果生产面包，必须小心翼翼遵规守法，不能把垃圾当面包但如果是生产电视片，几乎就可以为所欲为，粗制滥造，掺劣使假，差不多是软性的诲**诲盗，垃圾也可以卖成钱。
社会既没有欧洲的这个标准，也没有欧洲的那个标准，来加以管束。
这样的“文化由”
岂不荒唐？是不是已经成了一种神话？这种“自由”
，是生产文化垃圾的太多自由，加上权力和资本钳制资讯的不自由，两面夹击，双重失控，构成了传媒道德和传媒质量的巨大危机。
但当代人似乎已经满足了这种“自由”
。
王尧：问题是谁“自由”
了？在什么事情上由”
了。
韩少功：我想，人类社会如果还有点出息的话，总有一天能找出办法来，来制度化地淘汰垃圾文化，包括限制媒体的权力化和资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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