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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腐败在很大程度上也源于抢与啃的厮杀。
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独立人格与学术自由从何说起。
各种巨大的符号体系其实在压迫着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而许多人又不得不去追逐那些符号化的生活。
韩少功：学术研究正在“项目化”
。
学者动手之前，需要到政府或商业机构的基金会那里立项，然后才可能获得资金，包括雇人、调研、开会、出版、评审以及各种拉拉扯扯的费用。
我知道很多人到学术期刊男里花钱“买版面”
，真是中国知识界的奇耻大辱。
有些学校甚至逼良为娼，哪个老师们拿不到“项目”
，就别想得到续聘和晋升。
在这种情况下，吃了人家的嘴软，这些学术研究难免不会看权力或者资本的脸色，独立性大大削弱。
从全球范围来看，军事科研为什么发展这么快？因为这个行业出得起钱，博士教授就乖乖地都拥过来了。
非洲一些常见病为什么没有多少人去研究？因为这些穷国拿不出钱，没有购买力和市场，就无人问津。
自然科学尚且如此，社会和人文科学当然更容易走偏。
也许有些学者还想当孔子，还想当亚里士多德，说我先忍着吧，先赚下学术生涯里的头一桶金，屋檐下先低个头，等羽翼丰满了才来特立独行。
但他一旦上了套，就不那么容易解套了。
身边太多这种遵命的或牟利的学术，形成了压迫性的潮流，你扛不扛得住？这是外部的压力。
自身内部也有了压力，因为有学术利益呵，自己一开始可能也看不上第一桶金，但学术成果一旦面世，就成了自己的一部分，听到别人的批评和贬斥，总是不那么高兴的吧，甚至会情不地出招自卫，继续用它来喊弄同行或者学生，巩固自己的利益。
这就是知识生产中常见的情况。
王尧：人文学科的教学和研究现在都需要借助数码技术、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
单一的方式变成了批量的方式，同样是复制，但方式与技术完全不同了。
韩少功：知识爆炸，其实只是间接知识的爆炸，倒可能带来直接知识的减少，带来理论与实践的割裂，也有不好的一面。
一个人的在校时间成倍地延长，可能大半辈子就在书本和网络里找知识，接触实践的机会很少，用实践来检验、消化以及创造知识的机会很少。
我的一个熟人，五十多岁了，还是个书虫子，在美国读文学博士。
他最成功和最伟大的实践，是知道每天可以用什么方式在校园里白吃白喝，每天都能喝上免费的香槟和葡萄酒，满面红光摇摇晃晃。
他正在做着文学论文，一直让我怀疑能不能做好。
文学若能在这种校园里生长出来，那真是奇了怪了。
一个新闻学教授没有办过报刊，一个经济学教授没有做过生意，一个政治学专家没有治过国也没有造过反，这样的教学凭什么值得信赖？知识都是从人家著作里搬来的，大家的脑袋都长在别人的肩上。
世界变成一个我们可能无所不知的世界，但也是一个从未深知、确知、真知的世界。
我一直觉得现代人的生活不是越来越丰富了，而是可能越来越贫乏了，比方从小学读到大学，然后在一个白领岗位上工作，一辈子就同书本和电脑打交道，是一个最新款式的齿轮和螺丝钉，充其量是台知识留声机和知识复印机。
他还要贷款供楼，攒钱买车，结婚生孩子，人生轨迹就这样规定下来了。
现在精英们成功的生活就是模式化的生活。
现代人很难像我们古人所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自由地了解这个世界。
王尧：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现代人的一个梦想。
韩少功：万里路也能行，但大多是坐上汽车或者飞机，跟着一个打小旗子的导游员，从一个旅游点窜到另一个旅游点，用张承志的话来说，是“一群宾馆动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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