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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右”
来划线是一种懒惰和粗暴，掩盖了问题的复杂性。
比如，说社会主义是“左”
，还算是传统上通行的命名，但民族主义怎么是“左”
？恐怕也是“右”
吧？王小东说，他很欣赏美国的制度，但坚决反对美国的霸权，就是这样一种亦左亦冇的态度。
“自由主义”
这个词也是含义混乱。
如果按照一般美国人的理解，“自由主义”
刚好是指左翼，指民主党的“第三条道路”
，甚至是指乔姆斯基一类激进异议分子，指中下层平民以及少数族裔的立场，而里根和撒彻尔夫人奉行的新自由主义，在美国被知识界习惯性地称为“保守主义”
。
王尧：你对上述两代“新左派”
的思想活动，似乎都有过积极地参与。
这在作家中不怎么多见。
韩少功：因为操办《天涯》杂志的关系，我在一九九七年编发过汪晖的一篇长文，推动过后续讨论。
汪晖这篇文章后来被看成触发知识界大讨论的导火索。
其实在此前后，我也编发过很多不同倾向的文章，有左翼的也有右翼的。
在我看来，左、右两翼有时候有共同的关注，要解决同样的问题，只是对问题的解释不同而已。
比如秦晖与何清涟也很关切弱势群体，认为权力经济制造了贫困，这一点说得不错；但他们觉得只有彻底的市场化才能解决这一问题，让我持有疑问。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发表秦晖和何清涟的文章。
何清涟当时在境内还不太被大家知道。
我的主张是不管左派右派，能抓住老鼠就是好派，能解释现实就是前进派。
“新左派”
对于打破八十年代以来物质主义、发展主义、市场主义、资本主义的一言堂是有积极意义的。
贫困问题，生态问题，消费文化，道德危机，国际公正秩序，权力资本化与资本权力化……这一系列问题，如果不是因为尖锐刺耳的左翼批评出现，恐怕很难清晰地进入人们视野，就会在市场化的高歌猛进和莺歌燕舞之下被掩盖。
翻翻那时候的报刊，知识界过于一言堂了。
精英们千恨万恨只有一个“文革”
，只有一个“极左”
，有资本主义一抓就灵的劲头，对无关精英痛痒的问题不怎么打得起精神。
王蒙不能接受有人批评市场化，说市场化再不好，总比“文革”
好吧？问题是，照这样的逻辑，“文革”
再不好，总比日本军队的“三光政策”
要好吧？这样还能讨论问题吗？要知道，一小部分精英的现实，并不等于社会大多数人的现实。
王尧：有些弱势群体可能在市场化进程中边缘化。
对边缘声音应更多一些保护
韩少功：八十年代的启蒙主义说，市场化能带来人道。
是的，现在有很多人确实过上了人道的生活，包括恋爱自由了，结婚与离婚也自由了，甚至“小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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