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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参加答辩的一位教授在提问时说：难道动物繁衍传播细菌的权利也要尊重吗？这位教授所提的问题以及提问的逻辑让我惊诧。
所以就像你所说的，人性与兽性不能笼统地谈论，也不能抽象地谈论。
韩少功：要防止知识的越位。
很多观念在这个范围内是有效的，反之可能是无效的；在这个范围是强效的，反之可能是弱效的。
王尧：小平同志在九十年代初期的南巡讲话，使改革恢复了活力和势头，但很多深层的社会矛盾也从那个时候开始显露。
在这以后的一段时期，你在不断关注精神与灵魂问题的同时，好像很快拓展到政策和制度安排的思考上，更多地去发现现象背后的东西。
韩少功：很多事情拉开距离才看得清楚。
八十年代也有个人主义，但在特定配置条件下利大于弊。
那时候改革是内需拉动型的，全民普遍受益。
全社会利义并举，公私平衡，经济发展比较均衡与和谐。
农民分到责任田以后，普遍增产增收，农民得到了实惠。
城市里就业充分，工厂都开工很足，工人奖金开始增多。
我记得我读大学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不愿意读，说在工厂里待得很舒服，工人的收人不比大学毕业生少。
我回到插队的农村去看，农民也满足得不得了，说天天可以吃肉喝酒，皇帝的日子也不过如此吧？
当时知识分子的待遇算是差一些，所谓“手术刀不如剃头刀，原子弹不如盐茶蛋”
，而且还有时紧时松的意识形态压力。
但不管怎么样，四类分子摘帽了，右派平反了，大学重新招生了，出国留学放行了，知识分子还可以评职称，处于一种很受尊重的地位。
温铁军认为，从社会均衡发展这一点来看，八十年代前期和中期应该说是做得最好的。
但进入九十年代以后，贫富分化开始出现了，地区之间，阶层之间，行业之间，个人之间，都分灶吃饭，吃得有咸有淡有多有少不一样，差距拉得非常的大。
人们出现“原子化”
趋向，共存共荣的社会纽带在松弛甚至断裂。
王尧：也许这就是“新左派”
思潮出现的背景之一。
有些评论家认为你是“新左派”
作家。
韩少功：在中国的语境里，“左”
很臭，差不多就是“文革”
的代名词，你一戴上“左”
的帽子就自绝于时代。
不过我不在乎这顶帽子，正像我在八十年代不在乎“自由化”
的帽子。
“新左派”
这个词最开始是出现在文学圈子里，到九十年代后期，帽子铺开大了，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的、生态主义的以及后现代主义的思潮，都可能戴上“新左派”
的帽子。
这时候的“新左派”
其实是第二代，与第一代有关系，但没有太大关系。
因为第一代在社会思想和社会政策这个层面上有所分化，有些人对第二代“新左派”
的很多观点也不赞同。
其实，以“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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