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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八十年代并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简单重复。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一下，可以发现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还是留下了深深的思想年轮。
比如五四时期一方面是大力引入西方文明，另一方面也有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强大声音，但这个声音在八十年代几乎消失，倒是“美国梦”
大放光彩。
比如五四时期有“劳工神圣”
的流行观念，读书人到民间去是最新潮的举动，但经过“文革”
中恐怖的“阶级斗争”
和“阶级专政”
，工农兵在八十年代已悄悄贬值，倒是门第观念重新复活了。
我就看见过好几篇文章，它们对贵族和士绅制度在中国的瓦解表示惋惜，说很多文化人没有贵族出身，肯定成不了什么气候。
再进一步，喜儿拒绝黄世仁而嫁给大春，成了流行小报上的笑料。
王尧：八十年代是匆忙的，使许多重要问题被忽略，被掩盖。
实现现代化是中国人一个共同的想象，这个想象中的西方面目模糊，中国问题也不是很清楚。
从今天的立场上来看，西方话语是当时现代化想象的主要内容，西方现代性的刺激和渗透是八十年代重要的文化景观。
各种新思潮组成反“左”
联盟
韩少功：八十年代文学上的表现首先是“恢复”
，即恢复“文革”
以前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恢复更早时期就出现过的现代主义等等。
这当然都是西方话语，不过前者是从苏联进口的，后者是从欧美进口的。
所谓伤痕小说、反思文学等等，还有沈从文、张爱玲、废名等边缘作家的浮出水面，显示出文学解冻的边界已经越过十七年，甚至超出了主流意识形态警戒线，导致后来一次次急刹车。
王尧：“伤痕文学”
本身就曾引起激烈的争论，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直到很多年以后才得到默认。
当时“伤痕文学”
的提法是贬义的，现在的文学史叙述中它是个中性词。
你对此可能有过亲身体会。
韩少功：我写过一篇小说，揭示农民和农村的悲剧，在《人民文学》诸多编辑和老诗人李季的支持下发表了。
不料后来被苏联广播了，在台湾转载了，被“帝修反”
当作中国革命失败的证据。
一些正统人士便批判这篇小说，甚至取消它的评奖资格，即便它在读者推选过程中的得票率很高。
当时我在湖南省，一反“自由化”
我就成了敏感人物之一，就有明枪暗箭夹枪带棒的事情。
这就是当时的气氛。
很多作家比我承受的压力还要大得多。
王尧：但那时候的文学也成了最受关注和影响最大的领域，现代化想象和启蒙主义思想通过文学得到了迅速的传播。
韩少功：当时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是各种新思潮组成了反“左”
大联盟，联盟之内不同的思想资源，不同的利益立场，虽然已有分歧，但仍统一在改革的旗帜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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