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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宗教”
，这两个原产于西方的概念，这两份西方重要的知识遗产，与眼下全球性的冲突又构成了什么样的关系？
符号化社会的出现，大概得有几个特殊的条件：第一，这个社会是一个传媒社会。
符号主要是靠传媒来传播的。
在没有电视机以前，没有报纸以前，符号对我们的压力要小得多。
我们会感受到物质性的压力，土地啊，野兽啊，灾害啊，贪官的剥夺啊，但符号的压力要小得多。
眼下，至少对有些人来说，符号的压力可能大大地超过了土地一类物质性压力，经常让我们焦灼不宁，让我们感到孤独、痛苦、仇恨、绝望等等。
传媒技术还在继续发展，中国的手机使用量今年就要成为世界第一，农村也在搞“村村通”
工程，哪怕穷乡僻壤的居民，现在也在电视机面前接受关于人生的指导。
我们需要继续观察。
第二，这个社会的传媒技术已经市场化或者权力化，受控于资本化的权力或者权力化的资本。
在很多情况下，传媒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公共领域，它生产哪些符号是由特定的投资者和特定的消费群决定的。
上海大学教授王晓明先生说过，现在信息是分等级的，知识也是分等级的。
投资巨大而获取的信息，关系到巨大投资的信息，往往会占据报纸的头条、电视的黄金时段，而有些信息会被传媒管理者掐掉。
因此生活中有些事情会没有人关注，尽管它是非常重要而普遍的事情；有些事情会被人过分密切地关注，尽管它不是重要而普遍的事情。
前不久我回到海口，海南省作家协会让我看几十篇小说，准备一个发言。
我发现这些小说中，女作家百分之八十在写离婚，男作家百分之八十在写**（众笑）。
难道我们生活中就只有离婚和**吗？当然不是，但作家们为什么大多这样写？原因可能很多。
其中有一条：这些写作者大多属于所谓白领阶层，是受过教育，有闲心、有小钱、有时间来写作小说的人，他们不像贫困农民和下岗工人，他们没有吃不饱饭的痛苦，也没有以前那些下放、坐牢、打仗的经历，他们的生活中还有什么？个人情感，包括离婚或**，确实就是他们的大事，成为他们的真实生活。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小说是怎样的面貌，在很多时候取决于写作权掌握在什么人的手里。
至于其他人，就会成为文学之外所谓“沉默的多数”
。
我想我的意思不会被大家误解。
我不是说**和离婚不能写。
我完全赞成写，而且相信能写出好作品，大作品。
今天下午在这里演讲的方方就写过这些题材，称得上一个高手。
但我们中国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我们最揪心的问题、最痛心的问题、最让我们感动和兴奋的事情就只有离婚和**？是什么东西在使文学写作的眼光变得狭隘和封闭起来？使一心求新的文学写作反而变得雷同和重复起来？
符号的生产和消费风云变幻，排山倒海，盘根错节，翻天覆地，形成一个绚丽而虚幻的旋涡，很可能使我们丧失一种价值清理和价值重建的定力。
这是我们人生面临着的一场新考验。
刚才主持人谈到了我的近作。
简单地说，我写过一部小说叫《马桥词典》，主要是研究语言作为一种符号它是怎样介入我们的人生的。
今年我又出版了一本书叫《暗示》，与《马桥词典》有点区别，是研究具象作为符号是怎样介入我们的人生。
两本书都是我对生活符号化的一些感受和思考，欢迎同学们批评。
最后，我想说的是，现在中国有不少优秀作家，但也有部分作家的状态不能让人满意。
作家们现在房子越住越大了，钱拿得越来越多了，然后，很多人满足于在一种模式化的生活中，一种流行化的思维观念中，舒舒服服地搓搓麻将，泡泡妞，出出镜，幵幵会，保守化和庸俗化的趋势出现，对现实的敏感性和批判力正在流失。
我希望在更年轻的朋友中，出现一些更有生气和功底的作家和批评家，给整个中国文坛增进活力。
就说到这里吧。
附：答问（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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