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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翻译《阅读的年轮》时，在韩国还少见您的著作。
后来，《马桥词典》被翻译了，《山南水北》也被翻译了。
跟别的作家相比，您的作品进入韩国读书界晚了一些。
坦白地说，我翻译的在韩国没成畅销书（笑），但读过的人都说他们很感动。
我曾以为像《阅读的年轮》这样的书，如果作者对中国的文化和历史没有深刻了解，不太容易接近。
但情况似乎不是这样，他们是从您的文章里收获了某种感觉。
《马桥词典》的文体形式还引发了不少的好奇。
那，我先想问一下，您是因什么样的契机，想到了用词典的形式写小说？
韩少功：我中学毕业后当“知青”
，在农村劳动了六年，去的地方就是汨罗。
我发现那里的方言很难懂。
很多年以后，在大学听语音课，看了一张语音地图，才知道湖南的方言确实特别复杂，所谓“十里有三音”
。
这样，我少年时期就进入了“双语”
和“多语”
的状态，开始了语言比较学的“田野功课”
。
语言比较多了之后，你会产生一个很好奇的问题：为什么有些东西在不同语言里找不到准确对应的关系？你翻译过外文书，也有这种经验吧？
白池云：是。
有些汉语里的词在韩语没有，而某一个韩语词也没法找到准确对应的汉语词。
韩少功：我去过蒙古，发现蒙古人关于马有很多词，一岁的马有个词，两岁的马有个词，三岁的马有个词……汉语里根本不会有这种情况。
这里的原因，就是语言后面有生活，有故事，有人物，有特定的历史和文化。
到了九十年代，我再次想到这一点，是因为接触到西方一个重要的哲学讨论，被西方人称作“语言学转向”
的，大意是自维特根斯坦以后，很多人认为哲学上问题其实都是语言学问题。
我并不是特别赞成这种看法，但这种看法启发了我。
白池云：《马桥词典》的叙事形式，确实跟语言哲学有关系，但这里我觉得还存在另一种试探，就是小说和散文的结合。
《马桥词典》中提到主导性人物、主导性情节、主导性思想的霸权——您所说的应该是西方现代小说吧？依我看来，您想创造一个和西方小说不一样的另类小说。
韩少功：就我所及的阅读范围而言，似乎有两个小说的传统，一个是“后散文”
，另一个就是“后戏剧”
。
东亚很早就有了纸张，比如晚近出土的“西汉纸”
。
有了纸张，你可以写字，以至汉代作家们常有几十万乃至几百万字的写作量，都吓死人了。
所以那时候教育很发达，文学也很发达，不过当时的文学主要是散文，其次是诗歌。
但西方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因为他们直到十三世纪才学会草木造纸。
在那以前，他们只有羊皮纸，非常昂贵，也不方便，因此文化传播主要靠口传，先是史诗，后是戏剧，都是口传的文学。
口传与书写有很多不同的特点，比如前者面向观众，包括识字的和不识字的，那么作品就必须趣味性非常强，像亚里士多德强调的，必须注重人物与情节，才能把观众紧紧地吸引住，不然演出就无法进行下去。
但书面文学不一样，它是给读书人看的，给“小众”
看的，甚至只是给“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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