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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谈的时候，主人方面谈欧盟的“文化多样性”
原则，其实这对中国是有利的。
但中方主谈代表，一个部级局'目，一'听就紧张，以为对方在指责中国压制异知。
译员也没明白，对当代很多概念相当陌生，结果双方越谈越岔，莫名其妙地紧张对峙起来。
我还听说，中国派团参加一些国际会议的时候，很多小国家的代表都踊跃发言，但我方有些官员不能发言，因为他们不知道那些条约是怎么回事，不了解其中的含义、背景以及来龙去脉。
这岂不是很可悲的情况？
当今中国正走向世界，不要说老百姓，就是知识界，也仍然存在着对世界知之甚少的现象，真有点让人着急。
有些人开口就是“西方”
如何如何，我也应该如何如何。
其实，他们在多大程度上了解“西方”
？世界上哪有一个标准的“西方”
？“西方”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存在。
你说的“西方”
是欧洲还是美国？是西欧还是南欧还是北欧？是否包括日本、北非、南美？我觉得，一直到现在，我们很多官员和知识精英的“西方”
观还是一塌糊涂的。
这恰恰使我们不能更好地学习西方。
翻译就是精读和有限对接
王樽：您当年主张“寻根”
，对中国文化传统有极大兴趣，其实你也一直在非常自觉地学习西方文化你翻译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开了介绍米兰·昆德拉的先河，其影响深远。
昆德拉小说中对现实的批判、嘲讽以及思辨色彩，对你是不是有很大影响？
韩少功：翻译就是精读。
既然是精读，免不了会受到影响。
昆德拉的眼界和手法都不是中国的“伤痕文学”
所能及的，政治批判与人性追问熔为一炉，在文体上也有很多创新。
但对他的某些思考我并不满足，比如他对“轻”
与“重”
的思考过于玄奥和勉强，还有对“BEING”
的关注，没有多少过人之见，流于一般）？当然，我的不满意也是受影响的方式之一，可以视为一仲激发反作用力的广义影响。
王樽：现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又出了这部书的新译本，书名稍有改动，叫《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您是否看过这部新译本？怎样评价？
韩少功：译者许钧送了他的译本给我，我还没有来得及读。
他专事法国文学研究，几乎每年都去法国，是可以信任的专家。
我们没见过面，但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有过交流。
有些词，其文化内涵和文化背景，确实很不好翻译。
比如书名中的Being，许教授曾说应该译成“存在”
而不是“生命”
，我说这样译可以，但也不是确译，连昆德拉本人也曾在文章中明确表示过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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