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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我读大学的时候，发现有一个教古典文学的老师，谈现代的电影和小说都十分幼稚，我就怀疑他是否能教好古典文学。
因为一个对现实生活毫无感觉力的人，凭什么去想象和理解古代生活？又凭什么去理解和评价古典文学？不了解今人，就不能了解古人。
王尧：对当代社会和人生如果没有感受，又如何去感受古人？古与今有相通的一面。
打开历史之门的钥匙，常常在现实生活里。
韩少功：钱穆在农村生活过，认为农耕社会里“鬼”
多，原因是农民习惯于定居，房子一住几代人，家具一用几代人，甚至摆放的位置也很少改变。
在这样一个恒常不变的生活布景里，很容易让人回想起往事和亡人：当年的他或者她，历历如在目前，如何起床，如何梳头，如何咳嗽，如何出行……神思恍惚之际，冒出种种幻觉，“鬼”
就来了。
我在乡下当知青的时候，农民说城里人“火焰高”
，乡下人“火焰低”
，所以乡下人容易看见鬼。
其实，所谓“火焰高”
，就是城里人教育程度高，理性思维加强，生活场景变化多，习惯于流动，搬房子，搞装修，家具换代，能够引起回忆和幻觉的具象场景大量消失，鬼也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老宅子里容易闹鬼，新房子不大容易见鬼，看来同样符合钱穆指出的条件：长期定居。
王尧：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解释。
韩少功：虽然在钱穆的书里只是一笔带过，但也许比他有些大结论更为重要。
我喜欢他这一种依托生活经验来解读历史细节的方法。
有人说过，史学就是文学。
这种说法不是没有道理。
读史学也要像读文学一样，要重视细节，要体验和理解生活。
王尧：学术如果不介人当代生活是没有生命力的。
如何做学术，区分出知识分子与专业人才。
近几年来知识分子的话题不断提起，“知识分子写作”
，“知识分子立场”
等等。
你对知识分子目前的状况似乎也不太满意，并有希望知识分子更好的期待。
韩少功：有些记者问我：你是不是知识分子写作？我说我算是公民写作吧，因为我不知道“知识分子”
如何定义。
据说对“知识分子”
有两种理解，一种是法国式的理解，一种是美国式的理解。
法国式的理解强调知识分子要关注公共事务，常常要超越自己的专业范围充当社会良知，大概是从左拉幵始的传统。
美国式的理解则强调知识分子应谨守自己的知识本职，即便关注社会，也要，只能说点专业话题，甚至应该去掉道德感和价值取向，保持一种纯客观和纯技术的态度。
其实中国也有这种类似的区分。
在清代，学者们开始做小学，专心训诂，专心考证，一个比一个做得专业，其中很多人其实是为了规避政治风险，不得已而为之。
到后来，很多人转向经学和实学，主张经世致用，关心安邦治国的大事，顾炎武、戴震、魏源、龚自珍等等，是一个长长的名单，有点像左拉、索尔仁尼琴、哈马斯以及乔姆斯基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了。
王尧：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太多，但基本上是这两种取向。
韩少功：这两种态度本身都无可厚非，关键是看用在什么地方，关键是不要用错地方。
更进一步说，有效的公共关怀，需要扎实的术业专攻；有效的术业专攻，也需要深切的公共关怀，两者不是不可以有机统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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