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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的现实问题不是在这两者之间做出选择，而是这两方面都做得非常不够。
我有一个外甥，先后在中国和德国学物理，最看不起文科生，说同他们谈话最没有意思：他们知道的我都知道，我知道的他们都不知道。”
我在一个大学讲课时介绍了他的猖狂，希望能以此引起文科的警觉，注意到人文知识分子这个称号的信誉危机。
韩少功：王朔最喜欢讥讽知识分子，但他也不是真文盲吧？《天涯》以头条位置发表过他一篇谈大众文化的文章，我觉得那一篇很有见解。
他有些小说语言也妙，比如写一个女人从树荫下走进阳光，“像剑出了鞘”
。
我讲课时曾引用过这个比喻。
王尧：相反，一些口口声声说自己是知识分子的人，別人未必把他们当作知识分子，特别是现在有一批高学历的人，其应对现实的立场并不是知识分子式的。
韩少功：《天涯》前几年的经验就很奇怪。
那些在我看来知识含量较高的文章，在很多教授博士那里得不到反应，说它们太高深了，看不懂。
但这些文章却能在一些小人物那里找到知音，一个县城里的工人，或者一个退休的小学教师，写来的读后感却有感觉，有思想，深得其中滋味。
这是怎么回事？那些没有高学历的思考者该叫什么？叫不叫“知识分子”
？
王尧：从思想者的身份来说，我认为他们应该是知识分子。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知识界的公共关怀力度好像减弱了。
北京大学的陈平原先生提出过“人间情怀”
一类的说法，与八十年代那些“介人政治”
和“干预生活”
的口号相区别，转向一种比较低凋和温和的态度。
许多学者治学的路径都发生了变化，对现实的关注少了，或者与现实保持一种暧昧的关系。
很多知识分子一直在出世与入世之间烦恼。
韩少功：我更愿意区别什么是优质的出世和入世，什么是劣质的出世和入世。
我有时觉得很奇怪：中国有如此特殊的传统文化资源，在当前又在如此特殊的条件下进人了现代化的建设，具有西方学者们所不可能有的经验，其实也就面临着知识创新的大好机遇，得天独厚。
很多读书人为什么觉得没有什么可干呢？你看一本《我向总理说实话》，是一个前乡党委书记写的，里面就有很多知识创新的题目和素材。
我们注意到了吗？
王尧：当年费孝通先生研究社会学、人类学，也立足“乡土中国”
。
韩少功：当年马克思留下了一个理论空白：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
。
这“亚细亚生产方式”
到底是什么？亚洲人是应该最有发言权的，最应该回答这一点。
王尧：国内大概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就开始讨论亚细亚生产方式，构成了社会史论战的重要内容。
吕振羽当年写过有分量的文章。
韩少功：自从十六世纪以后，西方已经与东方紧密相连，互相依存，是一个共生的整体。
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地解释亚细亚，以前对西方的解释其实也值得怀疑。
还有，西方那种资源高耗型的现代化在当前遇到了严重障碍，因为世界各国都想发展，但不再可能重复西方以前的特殊的机遇和地位，必须探寻一种资源低耗型的发展模式，否则就会陷入日益加剧的生态危机、社会危机以及文化危机。
在这个时候，作为一个人均资源从来就很紧张的人大国，中国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是一笔不可忽视的文化遗产。
这些方面都有很多学问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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