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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语种规模对文化演进的影响非常大，很多影响可能要今后时间久远以后才看得更清楚。
影响当然是多方面的，大也有大的难处。
比方说，一个人生活在大语种里，母语基本上够用，走南闯北都不需要换语言，了解国外也可依靠译本，学外语的压力就相对小。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这样普及英语教育，但因为缺少使用环境，学好了英语的并不多，能用好英语的就更少。
包括大学里这么多教授，外语真好的并不多，写封留学生推荐信，大多是让学生自己代笔，这在国外都是公开的秘密。
这恐怕是大语种国家的特色：不是大家不爱英语，是实在难学，实在难以巩固。
如果一个人生活在小语种国家，求学、求职、恋爱、看电影，哪怕开个小餐馆，都可能同外国人交道，一抬脚就走出国门了，没有外语怎么生存？
王尧：以前说马克思懂得好几门外语，中国人一听都惊奇得不得了。
韩少功：在欧洲的一些小国家，读书人懂几门外语是很多见的，不是太难。
比如拉丁语分裂出来的几种语言，是刚分家的兄弟，血缘近亲，差别不是特別大。
据说一个西班牙人碰到一个意大利人，都没学过对方的语言，但连说带比画，就能把对方的意思大致整明白。
所以说：大国之民学外语难，小国之民学外语易；大国接受外来学术易——但依赖翻译，小国接受外来学术难——怛一旦接受就较为直接。
王尧：刘禾在美国研究过“跨语际实践”
，研究翻译在文化建构中的特殊作用。
她在书中提出，不同的语言是否不可通约？将一种文化翻译成另一种文化的语言，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韩少功：这对于中国这样的大语种国家就特别存意义。
因为在这种国家里，大部分人，包括大部分读书人，都是通过翻泽来接受外来文化的。
翻译过程中可能的误解以及这些误解带来文化反应，就特別多，也特别耐人寻味。
王尧：看来大语种文化在全人类的文化建设进程中有特殊的地位，也有特殊的使命和责任。
韩少功：一般来说，小语种的文化容易两极化：要不是封闭，要不就是消失，即被同化掉。
现在英语一个个吃掉的都是这些小语种。
但大语种文化规模庞大，内部有广阔的翻译和出版空间，既不容易封闭，也不容易被同化，在外来文化的强大冲击之下，最可能进人一个文化嬗变和再生的漫长过程，最后变得似己非己，似它非它。
这就是一种正常的文化演进，对于人类文化建设来说，可能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人类文化需要相互交流，也需要多样，多样是交流的前提。
很多特殊的文化，很多特殊的人类经验积累，保留在特定的语言里面，虽然在某一段时间里显得无足轻重，但说不定在什么时候，就可能重新释放能量，对解决人类某些危机而发挥独特的作用。
王尧：记得很多年前，有人提倡世界语。
韩少功：但那种人造语言是工具主义的产物，也明显带有普遍主义的色彩，完全忽略了语言的文化性，干净整洁得连粗痞话都没有。
那种塑料语言和蒸馏语言，我觉得是毫无前途的。
王尧：后来又有人提倡全球英语化，实际上是从语言角度来支持“全盘西化”
，可惜对语言仍然知之甚少。
韩少功：湖南的《书屋》杂志就发表过一篇大文章，把中文骂得几乎一无是处，把英文捧上了天，还质问：汉语产生过《圣经》这样伟大的作品吗？其实，《圣经》最初哪是用英文写的？《圣经》诞生的时候，英文在哪里？
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机能
王尧：汉语在整个世界文化创造和知识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个非常大的问题，我们现在可以从汉语的文学写作特点开始，接近这个问题，慢慢地展开。
西方语言学上的变革，带来文学批评和文化上的变化，对汉语的重新理解也会带来众多领域的变化。
在这个背景下，再来看汉语的写作，看白话文的历史以及汉语今后的走向，我们可以看得更通透一点。
比方说，汉语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典故之多，《暗示》提到“言下有象”
的时候，谈到这一点。
韩少功：我在那本书里没有展开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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