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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说的是,当中产阶级日子不大好过的时候,倒可能是一个很活跃的阶层,一个感觉和思想非常开放的阶层,一个文化创造力较为强旺的阶层。
比如李白刚到长安的时候,在翰林院有个小官差,但笔下的宫廷诗和应景诗没有多少生气。
他真正写出好诗的时候,是他比较倒霉的时候,从四川到湖南再到湖北流浪,于是个人情怀的表达,对社会和自然的观察和表现,使他的诗歌喷发出来一种奇异景观。
马尔克斯写《百年孤独》,也不光是玩所谓现代主义,玩什么magicrealism,其经验资源来自拉丁美洲在百年殖民主义加新自由主义下的悲苦历史,包括来自充满焦虑和伤痛的拉美中产阶级。
马尔克斯和他的同行们由此有了大关怀、大感觉、大手段。
这就是说,对中产阶级不能一概而论。
我们需要注意中产阶级的沉浮之分,看他们处于什么样的状况:他们的地位是稳固还是脆弱呢?是在上升呢还是在下降呢?是更接近于权贵呢还是更接近于底层呢?一般来说,文化与精神差不多是人类的救灾用品,放在平时倒用处不大。
中产阶级身陷危机,或者身涉危机,便可能获取较丰富的经验资源,表现出良好的感觉幅度和强度。
眼下,很多作家的问题也许并不在于他们的中产阶级化——他们在一个和平发展的社会里迟早是要这样化掉的吧?问题在于:他们的感觉幅度可能在迅速收窄,甚至成了一种自恋,成天照着镜子。
我曾经遇到一个文学杂志主编。
他说:不得了,现在男性作者来稿,百分之八十在写**。
女性作者来稿,百分之八十在写离婚。
在这里,我不是说**与离婚不应该写,而是担心作者们的视野狭窄和感觉封闭,眼睛只盯着自己**那点事。
感觉的“幅度”
之外还有一个“强度”
问题。
现在很多作者的感觉不可谓少,但常常是滑溜溜的、轻飘飘的,一锥子扎不出血。
比如说要表现底层和人民吧,他表是表现了,但给人一种假惺惺的感觉,勉强为文的感觉,缺少细腻、丰富、真切以及强烈。
我对这种概念化和公式化的写作,哪怕它冠以左翼写作或革命写作的光辉名号,也不敢恭维。
再往下说,中产阶级还有精粗之分。
这取决于他们修养的深度和精度,取决于他们对文化资源占有的多寡。
有时候一个民族受苦受难,经验资源不可谓不丰富,但也不一定出现什么好文学,其中重要的原因,可能就在于这个民族文化资源太贫乏。
可以担忧的是,激进的革命意识形态摧毁了我们很多文化资源,激进的市场意识形态再次摧毁了我们很多文化资源,“读书无用论”
一次次流行,对作家们也有极大影响。
王朔说过,我最自豪的是在我们摄制组里最高学历者是小学毕业生——大意是这样。
这样开开玩笑是可以的,但我不相信王朔不读书,不相信他从不学习和钻研,不相信随便在大街上找儿个民工就拍得出伟大的影视作品,所以对他的贫嘴忽悠只能姑妄听之。
我还是相信老祖宗的话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如果作广义的理解,行万里路,就是要有丰富的经验资源。
读万卷书,就是要有丰富的文化资源。
一个作家群体也好,一个作家个人也好,要使文学优秀起来,离不开老祖宗说的这两个前提。
我们的世界正在出现快速的变化,人类最新的一个乌托邦,即所谓市场化、民主化、全球化的神话并没有把大家都带入天堂。
相反,深重的灾难和危机正在扩大,正在加剧,正在逼近。
屏幕上接下来的这些图片可以让同学们重温一二。
这些我就不多说了。
这种灾难和危机,同时表现在受害者们的反抗缺乏建设性方案,缺乏价值重建和体制创新的能力,就像封建皇权时代的很多农民起义。
这在历史上常常构成漫长的时期。
他们可能今天在愤怒地反对战争,但他们昨天或明天可能正是战争的热烈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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