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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丝派”
、“第三种人”
、“山药蛋”
等文学现象的描绘一样，就像我们以前对国外‘‘新小说”
、“荒诞派”
、“垮掉的一代”
等等文学现象的描绘一样，也杂有过多的简化、臆测、夸张甚至扭曲，与真实历史的复杂性有相当大的距离，是不可尽信的。
前不久法国有权威材料披露毕加索晚年曾对朋友坦言：他晚期那些被誉为立体主义新探索的作品都是“糊弄人”
的，这可能就得让很多艺术批评家一时不知所措。
可见切合实情的知人论世并不容易。
一个作家很难给自己的作品开列一个简明的配方表，即便开列得出来也不足为据。
作家们之间的意识观念有没有差异呢？当然是有的。
对这种差异有没有必要来给予分析呢？当然是有必要的。
但中国八十年代的文坛是一个较为清洁的早晨，作家们的差异更多地表现为互相激发、互相补充、互相呼应以及互相支持，差异中有共同气血的贯通，而少见门派壁垒的筑构。
这就是我觉得八十年代虽然幼稚但还是怀念八十年代的原因——而对九十年代以后较多的嚣张攻讦不大习惯。
“文化寻根”
意识的浮现，李杭育、阿城、郑万隆等是重要推手，贾平凹、张承志、乌热尔图等虽然有关言论不多，但他们的创作实践形成了重要呼应。
在我看来，这是文学政治化走到尽头后的自然求变，是全球化激发本土化的自然结果，也是一批下乡或回乡知青作家生活经验的如期发酵。
但正如我说过的，“寻根”
只是有关作家考虑的问题之一，并非问题的全部。
事实上，“寻根”
不可能孤立发生。
作为当事人之一，我相信自己在当时写作《归去来》等作品，受到了很多前人和同辈人文学写作的滋养，包括受到马原、残雪等非“寻根”
作家的影响。
我感谢他们。
而我这些作品中的弱点，比如生硬之处、造作之处、虚浮之处、偏颇之处，也受到了很多前人和同辈人的宽容，包括冯牧、陈荒煤等老一代文化人对“寻根”
之举实在看不顺眼，但还是不失风度和不失厚道，给予了尽可能的尊重，没有发动政治或道德的打杀。
我同样感谢他们。
我感谢八十年代文学界的温暖和亲切，使我们这一代写作人得以走过昨天。
当时有一次我和冯牧、朱小平三人同一趟列车从北京前往长沙，免不了车上的长谈。
冯牧老先生于我大有文坛宗师恨铁不成钢的惋惜，对我当时的写作给予了坦诚而温和的批评。
我当时不是一个很听话的学生，但没料到那一次就是我和他最后一次见面，几年之后我就在天涯海角听到了他病逝北京的消息。
现在想起来真是有点后悔：当时目送苍老的背影消失在车站人海中，我完全应该为他做点什么，起码事后也应该写一封信，以答谢他对我的一片好心。
回想起八十年代的匆匆日子，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这一类挥之不去的遗憾。
2000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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