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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信写道：“杨朱、墨子的义与仁，乡愿的忠信，尧、舜、子之的禅让，商汤、武王、项羽的放逐与杀戮，周公、王莽、曹操的摄政，这些事烦琐而无从考证，又该听谁的呢？况且对于古今事变、礼乐名物没有考查识别，假如国家要造明堂，建学校，制定立法乐律，进行封禅大典，又怎么能发挥作用呢？所以《论语》中说的‘生而知之’，就是义和理。
比如礼乐名物、古今事变这些事，也要等学习之后才能验证其是否可行。
这句话可以说是公理了。”
你所说的杨朱、墨子、乡愿、尧、舜、子之、商汤、武王、项羽、周公、王莽、曹操等人的区别，同前面说到的舜和武王的事类似。
至于对古今事变的疑问，前面在谈论良知时，已经用规矩尺度的比喻解释过，这里也无须再多说了。
造明堂、建学校等事，似乎还不能不讲。
但是这些事说来话长，姑且根据你信中的话讨论一下，这样你的疑惑可能会减少一些。
明堂、学校的制度，最早见于《吕氏春秋》中的《月令》和汉代儒生的注释中，“六经”
“四书”
中没有详细的记载。
难道吕不韦、汉代儒生的见识超过三代的圣贤吗？齐宣王时，明堂有的还没有被毁掉，那么幽王、厉王的时代，周朝的明堂应该都完好无损。
尧舜时期住茅草屋、垒土台阶，明堂的制度未必完善，但这并不影响他们把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条。
幽王、厉王时期的明堂和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时的一样，但这并不能帮他们挽回天下大乱的情势，为什么呢？这难道不正说明，用仁爱之心推行仁政，那么茅草屋和土台阶也可以起到明堂的作用。
以幽王、厉王的心来行暴政，那么即使是明堂不也成了施行暴政的地方吗？汉武帝曾经与大臣讨论建设明堂，武则天毁掉乾元殿修建明堂，他们治理天下的情况又如何呢？
天子建的学校叫作辟雍，诸侯建的学校叫作泮宫，都是根据地形来命名的。
然而三代时的学校，是以昌明伦理纲常为目的的，不是以它的样子像不像璧环、是否建在泮水之畔为标准。
孔子说：“人如果没有仁爱之心，有礼又能怎么样呢？人如果没有仁爱之心，有乐又能怎么样呢？”
制作礼乐，必须具备中和的品德，只有声音可以作为音律，身高可以作为尺度的人，才能做这样的工作。
至于礼乐器具的细节与技巧，则是乐工和祝史们的职责。
所以曾子说：“君子重视的道有三个方面，至于行礼过程中的具体事项，则由相关官员负责安排。”
尧“命令羲和遵从天道，观测推算日月星辰的运行”
，重点在于“恭敬地授予百姓农时”
。
舜“观侧北斗七星的运行”
，重点则在于“安排好七种政事”
。
这些都是念念不忘以仁爱之心推行养育百姓的仁政。
制定历法、明白时令的根本就在于此。
羲和在历法和数学方面的才能，皋陶和契未必能有，大禹和后稷也未必能有。
尧舜的智慧不能通晓万物，即便尧舜也未必具有这些才能。
可是现在，按照羲和的方法，加上世世代代的修正积累，即使一知半解略有智慧的人、浅薄的术士，也能正确推算节气、占卜天象。
难道是后世一知半解略有智慧的人，反而比大禹、后稷、尧舜还要贤明吗？
“封禅”
的说法尤其荒诞无理，这是后世的阿谀奉承之徒为了在皇帝面前讨好献媚，怂恿鼓吹，迷惑君心，浪费国力之举，可以称之为欺天惑人，是最无耻的行为，君子是不屑于言说的，这也正是司马相如受到后世天下人嘲笑的原因。
你却认为这些是儒生们应该认真学习的，大概是没有仔细思考吧！
圣人之所以是圣人，是因为他们生而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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