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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有巧合，当山城正在私议太愚是何人的时候，周恩来于是年5月24日接中共中央书记处来电：共产国际解散，党中央将讨论中国的政策，请周恩来即回延安。
周恩来行前秘密召见了“小民革”
的核心成员，希望大家提高警惕，注意蒋介石利用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在山城制造更大的白色恐怖。
最后，他握住王昆仑的手，深情地说了这样的话：
“我很快就回延安了，我要把你写的《红搂梦人物论》带回去，给那边的同志们看看。”
王昆仑听后一怔，在他的思想中，延安是中国革命的中心，大家都在为中华民族的兴亡工作着，谁会看他写的《红楼梦人物论》这种文章呢？因此，他有些茫然地摇摇头说：
“不要带它吧？那边的同志谁会看这种东西呢？”
“会有很多人看的，”
周恩来十分郑重地说，“我可以告诉你，起码我们的毛主席是一定要看的！”
说到周恩来同志在重庆的作用，说到延安在王昆仑心中的地位，他晚年曾说道：“1943年的重庆受着极度的政治高压，窒息得令人喘不过气来。
此时的延安便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漫漫黑夜里的北极星，而周恩来同志领导的八路军办事处，便是航行在暗礁险滩中船只的导航灯。”
当他回忆起周恩来这次特殊的接见，王昆仑怀着感激的心情写下了这段文字：
这一切对我的鼓舞太大了，我本没有打算系统地写下去，此时欲罢不能，于是便在车上枕边一遍又一遍地阅读《红楼梦》，在工余会后一篇又一篇地写评论人物的文章，特别是在一九四五年春天，国民党开六全大会，当时，由于我在一次会议上对蒋介石提出质问遭到他的迫害，政治处境非常恶劣。
所以我把写作也当作是一种斗争的形式，在四年内连续发表了十几篇。
这就是王昆仑写《红楼梦人物论》的起因和过程。
而结集出版则是抗战胜利后王昆仑回到上海，他的老朋友韩侍珩（即安排丁玲出走的人）办了一个书店“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将他写的这十几篇评论《红楼梦》人物的文草出了单行本，即《红楼梦人物论》。
《红搂梦》自问世不久，遂成为文坛注目的一部奇书。
随着时代的推移，在清末就形成了“红学”
。
待到民国初年，“红学”
家们不同的观点，已经演变成十分对立的流派。
而王昆仑被毛泽东同志称为“新红学”
家，他所写的《红楼梦人物论》的立论究竟新在什么地方呢？对此，王昆仑认为：“一个伟大作家总是忠实地反映着自己对于现实社会所取的态度。
曹雪芹以及他所写的人物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参加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社会斗争，因此作者自己必然在作品中表现出哪些是他所同情的，哪些是他所反对的。
他所同情的就是他所写出的正面人物，他必然加以颂扬，他所反对的就是反面人物，他必然加以鞭挞、讽剌或暴露；他对于具有两面性的人物，就有赞许，有批判。”
这就和清末民初研究“红学”
的两大派别——索隐派和考证派划清了界限。
加之，王昆仑认为曹雪芹笔下的人物基本上划分了人的统治和被统治的阶级的界限，表现出那些人物所从属的阶级性格”
。
因而，他是比较早地且又是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来分析《红楼梦》中的人物的。
同时，读者读过他写的《红楼梦人物论》，基本上能达到如下立论的认同：曹雪芹“对人物的出身、历史、生活环境的叙述、描写，一般地都具体、明确，刻画出他们有血有肉的精神面貌，对某些人物更写出他们在生活和斗争中的思想倾向和变化过程；我们可以从人物的不同态度认识作者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像王昆仑这样有着特殊身份的政治家，且乂是处在那样一个亡国在即的黑暗、独裁的社会里，他绝对不会像静处书斋的学究那样研究《红楼梦》，更不会像索隐派、考证派那样钻牛角尖式的写《红楼梦人物论》他的研究和写作必然有着很强的现实性，也就是他的战斗性。
举例说：王昆仑对探春这个人物予以表扬，用他自己的话说：“看来当时的感觉是在极其反动的政局之下，能有一个探春这样一种人物，实在难得，加以颂扬，而认为这贾府当局竟让探春远嫁，是很大的损失。”
他的目的是让读者们认识到：当时没落的贾府不能容许探春之存在，实际是反动的家族统治者，不允许为了没落贾府的复兴而改良的探春之存在。
而他的真实寓意随即不言而明：“难道当时假抗战、真反动的蒋政权竟会容许一个探春式的人物存在吗？”
结论：对蒋政权不要抱幻想，行改良之法是死路一条，唯有推翻蒋政权，建立新中国，中华民族才得以真正的复兴！
立论新鲜的论文是会引起理论界的关注，但不会吸引大多数的普通读者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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