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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方的察绥抗日同盟军到南方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的建立，使王昆仑更加坚信：
“蒋介石多行不义必自毙！”
但是，王昆仑那欣喜之情尚未高扬几天，由于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内部不和，对蒋介石的进攻处置不当，加之当时的中共中央执行左倾关门主义路线，未予应有的支援，致使史称的“福建事变”
失败。
这对王昆仑的打击是很大的。
因为他企望靠兵变推翻蒋家王朝变成了幻想，使他再次认识到国共两党的较量是长期的。
所以，他又迫使自己安心工作，并做好了长期潜伏的准备。
王昆仑继续领导南京读书会的工作。
他为了扩大其影响，在南京举办“冬令讲学会”
，他不仅自己亲临现场讲演，而且还亲自出面请社会名流章伯钧、陈翰笙等到会讲演，据当事人回忆：“冬令讲学会很受欢迎，尤其是章伯钧的讲演最叫座。”
另外，王昆仑等还通过“大华自然科学社”
等关系，在中央大学举行过多次讲演，还发起“绥远抗日后援会这些活动不但激发了文化界和大学生的爱国热情，而且也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王昆仑由于社会地位不同，他不可能出面领导上述活动而是通过读书会的骨干成员去组织。
这就得罪了热心剿共的蒋介石，也必然成了中统、军统两大特务组织的眼中钉。
不久，读书会的骨千成员——和读书会有关的进步青年共计九人突然失踪，他们是：汪楚保（即汪季琦）、狄超白、钟潜九、孙克定、华应申、潘斌（潘汉年的弟弟）、黄顺智、陶方古、吴文山。
不久，就获悉这九人已关进蒋记的牢房。
上述九位青年多是南京革命活动的组织者，同时也是读书会的骨干分子，因此在南京青年——尤其是在大学生中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加之这些被捕的革命青年在狱中声称爱国无罪如不释放就死在狱中。
所以，在南京很快形成了一个声援这九位被捕青年的爱国运动。
王昆仑的妹妹王枫和这九位被捕青年过从甚密，关系又好，第一个找到哥哥王昆仑说明情况，并恳请出面营救这九位被捕的青年。
王昆仑虽然是立法委员，但他也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就去保释被捕的人员，更何况被捕人员是政治问题且又多达九人之众！
为此，他分析了这九位青年的社会背景，遂决定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营救。
例如：汪季琦的哥哥汪东是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王昆仑就设法通知汪东，请他出面保释弟弟汪季琦，如有为难处，他从旁相助，再如华应申，他是无锡人，王昆仑就请老乡长——同时又是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出面做保；由此类推，他又通过张继、覃振等国民党元老出面做保，全部保释了被捕的九名青年学生。
与此同时，王昆仑清楚地知道，这九位青年学生多是无锡会馆的常客，而他自己则又是被捕青年来无锡会馆投奔的主人。
就常理而言，他自己必然也成了特务关照的中心人物只是时机未到，他还能在幕后主持保释这些青年的工作。
他历经深思熟虑，并征得党组织的同意，决定从无锡会馆搬出。
冬去春来，江南一片春色但是，自1934年的春天迄始王昆仑就很少听到感奋的消息。
1月7日，伪满洲国呑开会议，通过所谓《国策大纲》，为实现帝制造舆论：4月17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发表对华外交声明，宣称日本对中国有特殊权利，反对各国干涉日本侵略中国。
但是，蒋记国民政府外交部虽发表声明，依然不敢严正抗议日本的侵华言行。
这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
自然，也更加刺伤了王昆仑那颗火热的爱国心。
与此同时，蒋介石坐镇南昌，亲自指挥百万大军“围剿”
中央苏区天天把所谓的胜利战报披露报端，制造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就要覆灭的舆论。
是年6巧，中统和军统两大特务系统倾巢出动，在租界工部局的配合下，一举破坏了设在上海的我中央局和江苏省委，中央局书记李竹声、江苏省委书记赵立人、全总党团书记袁孟超等六人先后被捕。
其中李竹声自首叛变，并交出党的工作用费十万元向敌人买命。
是年10月，敌人乂根据李竹声提供的线索，又先后逮捕了盛忠亮等九人。
盛又叛变，敌人又裉据盛提供的线索搜查了中央局机关大量的机密文件落入敌手，又为来年2月再次破坏我党设在上海的地下组织提供了线索简而言之，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几乎全部被敌人破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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