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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昆仑作为潜伏在国民党中枢机关的特殊党员他很快就获悉我中央局及其地下党组织遭破坏的消息。
一旦和他保持单线联系的同志如王世英、曹亮、胡济邦等被捕——甚至进而自首叛变，他这位立法委员随时就有被捕的可能。
因此，他过着抑郁愤懑且又提心吊胆的日子，真可谓是度日如年啊！
也或许是又应了祸不单行这句老话，就在上海中央局第二次被破坏不久，中央红军未能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军事“围剩退出中央苏区开始了被毛泽东同志称之为“叫花子打狗——边走边打”
的长征。
更为严重的是，由于中矢局数度被敌人破坏，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散落在各处的地下党员只好各自为战，凭着党性在为苦难的祖国工作。
王昆仑在这极度艰苦的环境中，也唯有和那些心照不宣的党员休戚与共，更加积极地投入到救亡抗日的时代洪流中去！
然而王昆仑毕竟是一位把信仰视为生命的政治家他无时无刻不在关心长征西去的红军命运，因为他知道这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亡另外，他还急切地盼望能早一天和共产国际恢复联系，唯有如此，中国革命才会成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是年初夏，潘汉年和陈云相继自长征路上回到上海，绕道去苏联。
据史记述，潘汉年到达上海之后，找到了他的弟弟潘斌（即前文所述的那位被王昆仑保释的潘斌，并通过潘斌了解了上海地下党的情况，同时还帮助潘汉年办了去苏联的护照。
就常理而言，潘汉年留沪期间，有可能和王昆仑相5即使未曾谋面，潘汉年请弟弟办的出国护照，也只应是通过王昆仑这条渠道从外交部偷来的。
遗憾的是，详细的内情随着当事人的仙逝永远地带走了！
王昆仑作为政治家，他非常清楚自己的处境：早就列入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之中。
但是，他自己——包括地下党的同志都不曾料到这位立法委员的处境是如此的险恶！
多年之后，负责监视王昆仑的沈醉写下了这段文字：
抗日战争前，我在上海任法租界组组长时，便和这位王副市长（王昆仑时任北京市副市长）见过几次。
他现在决不会记得，当年他从南京到上海，回到法租界辣斐德路辣斐坊（应是霞飞路霞飞坊）家中时，经常看到在辣斐坊（霞飞坊）口的几个西装革履的青年中，便有我在内。
当时他是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属于孙科“太子派”
的骨干，可是他并不是在当国民党的官，而是在暗由搞反对国民党的革命活动。
每次他从南京动身到上海，南京特务处便通知上海特务注意他的活动。
所以他在法租界的活动，我就得负责侦察、监视。
王昆仑虽然不知道戴笠派沈醉专门监视他的活动，但是他清楚无论是上海的王公馆还是南京新建的家，绝不适合作为地下党的活动场所。
另外他还清楚向上海、南京两地的地下党的负责人——或党的重要成员传达《八一宣言》这样事关重大的文件，是不准出任何一点差错的！
否则，留在宁沪两地的党员骨千就有可能被一网打尽。
再者，奉命前来听传达的地下党员骨干至少有二十多人，在什么地方一一找个什么理由可以骗过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呢？这的确是给王昆仑出了一道难题！
宁沪两地的地下党组织经过缜密的研究，认为王昆仑的方案比较安全。
也可能是政治形势过分严峻的原因，为确保大会的安全，杜绝一切不测事件的发生，遂又问王昆仑：
“还能再找到一个去无锡的理由吗？要知道，此行多是一些很有身份的人啊。”
王昆仑想了想，猝然愁颜尽逝，笑着答说：
“阳历8月，恰好是太湖有名的水蜜桃成熟的季节，我可以学着王母娘娘开蟠桃盛会的办法，请大家到太湖来做客。”
“好！
宁沪两地的神仙准时赴会。”
王昆仑和宁沪两地的地下党组织又经过再三研究，认为去太湖之滨传达《八一宣言》是万无一失的方案。
因此，商定时间，分路而行，齐聚鼋头渚太湖别墅。
但是，不知何因，如此秘密的一次活动，竟然又被军统特务的狗鼻子嗅到了，并提前做了布置。
请看沈醉的回忆：
记不清是从什么方面得来一个情报，当南方有名的水蜜桃正值成熟的时候，这个王委员（即王昆仑）将在无锡太湖滨他家的鼋头渚太湖别墅请客，去的客人都是些反蒋革命人士，并有中共地下党领导人参加。
这在当时是相当重要的情报，也是戴笠认为最适合逮捕王昆仑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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