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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的职官绝大多数都是集体任职，如最高行政官职有9位，最高军事官职有10位，最高警官11位，其他的如神庙修缮、城市监督、市场监督、度量衡监督、谷物监督、港口监督、财会、祭祀官吏都是10人，军职中的部落骑兵司令、连队司令等也是10人，部分官职有5人、3人或2人的，如案件提审官5人、街道建筑官5人、喜剧合唱队队长5人，只有极少数官职是1人。
任职的机构中没有正副之分，彼此职权和地位相同。
一人任职的部门大多不是国家权力的重要部门。
部分重要部门的官员甚至不能直接参与相关事务的处理，如司法执政官就不直接负责法庭的审理，只是负责审判员的分派。
即使在垂直服从的军职中也是集体负责。
传统的说法认为10位将军中有一位是首席将军，据学者考证，这种观点是不能成立的[12]。
再次，表现在官员的任期短并且轮番执政方面。
雅典的官员大多是一年一任，一年后自动卸职，只有军职可连任。
这样，雅典公民在一生中至少有一次机会参加国家管理。
在文职中，只有负责泛雅典娜节的神圣裁判官4年一任。
但这个官职只负责泛雅典娜节的相关事务，而泛雅典娜节4年才举行一次。
实际上在泛雅典娜节结束之后，他们的职能也就终止了。
短任期一方面保证了所有的雅典公民都有机会参加国家管理，增加了公民的政治参与度；另一方面防止官员利用职权结党营私，贪污受贿。
最后，表现在对官员的有效监督方面。
雅典重视从多个方面对官员实施监督。
其一是公民大会的定期审查制度。
每次公民大会至少有一次分会要对官员进行审查，这样每个官员每年要接受10次审查。
其二是任期满之后的账目审查。
每位卸任官员必须把任期内的账目交给会计及其助手，进行审查，一旦发现贪污受贿将被处以10倍的罚款，渎职、失误造成的损失也必须赔偿，在职期间必须等值赔偿，卸任之后则需双倍赔偿。
其三是在任期间要接受议事会、公民大会委任官员的监督，尤其是议事会成员常常直接参与各行政机构的活动，他们一般不直接参与行政工作，而是监督官员的活动，一旦发现官员违法就向议事会或公民大会提起诉讼。
其四是陶片放逐法。
陶片放逐法尽管一年一次，但它的严厉处罚却令所有的雅典人望而生畏。
陶片放逐法有可能针对数年之前的事件进行追查，如底米斯托克利就因为早年勾结波斯而在10年后被放逐。
对民主政治的评价关于雅典的民主政治，自古以来就有争论。
希罗多德一方面肯定雅典民主，他说：“权力的平等不是在一个方面，而是在一切方面证明是一件绝好的事。
因为当雅典人处于僭主统治下时，他们在战争中并不比他们的邻人高明多少，但当他们一旦挣脱这种束缚，他们就证明他们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战士。”
另一方面他也指出民主政治的不足，认为在民主政治下，民众比个人更容易遭受欺骗[13]。
修昔底德通过伯里克利的葬礼演讲词，对人们时常攻击民主政治易流于狡辩作了回答，认为准备充分的辩论是成功的前提，充分的辩论是谨慎思考的表现。
但他又对雅典民主决策中，公民被蛊惑家迷惑而不能理性地作出决策而感到痛心。
古典时代后期，雅典在军事上不断失败，雅典公民大会讨论问题时经常是争论不休，莫衷一是。
此时期的思想家对斯巴达政治则充满好感，抨击雅典的民主政治。
苏格拉底相信“德性即知识”
，认为抽签制选出的是无知群氓，不是治国能人。
柏拉图赞同苏格拉底的观点，同时指出在民主政治下公民的自由泛滥，使国家陷入混乱。
他讽刺“民主政治下毛驴都需要自由”
。
亚里士多德一方面回击了前人关于“民主政治是庸人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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