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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不少作品态度够严肃了，然而触及现实之处却见得异常地踌躇趑趄，徘徊迂曲。
作家即使不中用，照理是不应如此的。
所以然之故，还在于作家没有选择题材和处理题材的自由。
作品既要反映现实，就不能不触及现实中的问题，就不能只在问题的边缘徘徊，就得直薄问题的核心，这是很简单明了的。
而简单明了的事今天之所以成为棘手的难题就因为连带引起了歌颂与暴露的问题，换言之，就是光明面要写，黑暗面是否也应该写的问题。
这是一个老问题。
我们还没有达到理想的社会，故有所歌颂，亦必有所暴露；现实生活中有光明面也有黑暗面，故要忠实地反映现实就不能只写光明不写黑暗。
问题乃在作者站在哪一种立场上去歌颂或暴露，去理解那光明面或黑暗面。
但这在今天应当是不成问题的。
今天作家们的共同立场是坚持民主，坚持反法西斯战争，以求建立独立自由的民主国家。
在这一大目标之下，歌颂与暴露、光明与黑暗的问题，实在已经变得很简单。
歌颂的对象是坚持抗战、坚持民主，为抗战和民主而牺牲私利己见的，是能增加反法西斯战争的力量及能促进政治的民主的；反之，凡对抗战怠工，消耗自己的力量以及违反民主的行动，都是暴露的对象。
同样的，凡对抗战有利对民主的实现有助的，就是光明面，反之，就是黑暗面。
曾有人主张多歌颂，多写光明面，以为这样才是积极性，才能提高抗战情绪，坚定胜利的信心；如果有所暴露，那就是打击民心士气，就是失败主义和悲观。
依这一个主张，作家选取题材的范围就缩小了一半，作家尽其全力也只能表现半面的现实。
然而事实上，那另一面的现实是真实地存在的，是人民所目睹而身受的；人民既非因为作家描写了而始见此现实的另一面，当然亦不会因为作家之不写而就忘记了此另一面的现实。
存在者始终存在，目睹身受者始终目睹身受，作家们奉命而不写现实之黑暗面，并不能转变事实，徒然使得作家在人民面前成为大言不惭的说谎专家，结果是会连他们所歌颂的真正的光明面也不被人民所信任的。
这是最浅显的道理。
如果恐怕黑暗面的描写会影响到人民对于胜利的信心，那末，作家即使不写，人民早已身受目睹，倘将因此而有不良的影响，则亦早已有了，活的事实是最有力的雄辩。
所以明智之举，不是讳疾忌医，而是抉露病源，使不至疑神疑鬼而减少不必要的恐怖心理。
现实既有黑暗的一面，掩饰是徒劳的，唯有敢于正视而给以正确的探研，然后能杜绝破坏者的兴风作浪而消除人民的忧疑恐怖。
所谓作品的积极性，应作如是观。
讳疾忌医的办法，在作品上只能起相反的消极的作用，正如在实际生活上不含有积极的效果，只是把病症拖重罢了。
道理是非常简单，但是在今天以前，作家们想要全面地表现现实而不使自己在人民面前成为一个糊涂虫一个说谎专家，事实上还是不被许可的。
结果是态度尽管够严肃，作品却是贫血。
现在没有人敢说那些制造颓废麻痹的作品是要得的，也没有人不觉得广大的读者群实在如饥如渴在要求够味的营养丰富的精神食粮。
现在有许多人只觉得作家们没有尽职，没有尽量反映抗战的现实，然而作家的选择题材处理题材之不自由，却还是受不到充分的注意。
这譬如限制了厨子的调味作料，而又要求他做出好菜来。
自然，光有了运用材料的自由也不是什么都不成问题了，作家还得加紧修养，加紧向生活学习。
但目前第一切要之事莫过于要求解放材料的限制。
换言之，即在坚决地反法西斯，坚决地要求民主的大原则下，作家应有创作的自由，凡是现实所有之事，应当都在他观照之下，应当都在他写作范围之内。
这是击退颓风、开展新运的唯一关键。
我们盼望这一时机也该到了，因为讳言缺点只有增加困难，这几年来的事实已经证明了。
194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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