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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朝发现了草原部落从富有的定居政权中攫取财富这一方法，甚至比马哈茂德对印度北部的持续劫掠更为有效。
辽宋签订澶渊之盟后，双方建立了重兵把守的边境线，将贸易限制在特定的市镇，这促使宋朝的贸易发展向南转向，东南亚也就成为其主要的海外贸易伙伴。
大多数地区强国，包括朝鲜的高丽统治者和日本平安时代的君主，都与宋朝和辽朝保持着联系。
由于认识到辽国强大的军事力量，他们不得不经常与契丹人打交道，但他们尊重宋朝的文学成就，仍继续从中国进口书籍和其他商品。
高丽、日本和辽朝领土形成了一个北亚佛教大区，可与中亚西部的伊斯兰大区相提并论。
在北亚，几乎每个人都是佛教徒；而在西亚，几乎每个人都是穆斯林。
这两个大区使用不同的语言：伊斯兰大区使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而佛教大区使用汉字。
专家们就各种各样的问题相互磋商，学者们在邻近的国家学习，书籍在这些大区内部——而非跨区——流通。
日本与宋朝之间并没有官方的贸易关系，但商人经常往来于中国的宁波港和九州岛的福冈港（当时叫作博多）之间，这是日本唯一允许外国商人进入的港口。
该港口附近（但今天乘火车大约要花费一小时才能到达）有一个负责处理边境关系的地方政府办公室，他们决定哪些游客可以从福冈入境日本，哪些则不能。
福冈港为人们提供了从宋朝获取商品、书籍和新闻的渠道，同时它也是从辽朝获取商品和相关信息的渠道。
辽朝和宋朝的史书编写者（以及其他许多历史学家）记录了统治者之间的数次礼物交换，但没有人知道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连串令人惊叹的考古发现出现在了辽朝的中心地带。
陈国公主是辽朝皇帝的孙女，[7]死于1018年，公主之墓极为豪奢，因为它从未被盗过。
墓内物品证明了辽朝王室奢侈品的来源之广，其中很多都是用船从数千公里外的地方运来的。
玻璃器皿和铜壶来自叙利亚、埃及和伊朗，而水晶制成的小物件则来自苏门答腊和印度，它们看上去和玻璃很像，雕琢时须十分小心，以防弄碎。
这些物品很可能是参加辽朝统治者及其亲属葬礼的使节送给辽朝王室的礼物。
琥珀比玛瑙或水晶更柔软、更容易被加工，显然是契丹人最喜欢的材料。
契丹人把大块的原料，如琥珀，带到自己的领土上，然后由工匠（通常是汉人）把它们加工成物品。
陈国公主墓中数量最多的物品——珠子、吊坠、动物形状的容器、刀柄和可以握在手里的护身符——都是由琥珀制成的。
把琥珀戴在身上，就会散发出一种轻微的松树香味，这更增添了它的魅力。
一位名叫马瓦济（al-Marwazi）的阿拉伯地理学家解释说，中国人（对他来说，这个词包括辽朝和宋朝的臣民）更喜欢来自“斯拉夫海”
（SlavonicSea）的琥珀，而不是当地的琥珀，因为它颜色较浅。
考古测试——特别是红外光谱测试——已经证明了马瓦济的说法是正确的。
部分琥珀原产于北欧的波罗的海地区（即马瓦济所说的“斯拉夫海”
），距辽朝约6500公里。
“琥珀之路”
是公元1000年世界上最长的陆路路线之一。
陈国公主墓内的景象生动地说明了公元1005年与宋朝签订澶渊之盟后的辽朝的繁荣景象。
辽宋双方一旦和平相处，他们就会转而投入其他的事务中去了。
1010年，辽朝皇帝进攻朝鲜半岛，战争一直持续到1020年，但并未获得成功。
战争暂时使商业活动中断，但战事甫一结束，贸易就恢复了。
辽朝皇帝还欢迎来自其西边的统治者的示好，这就是为什么在1021年，辽帝接受了喀喇汗统治者卡迪尔汗求娶辽国公主的请求。
三年后，辽朝向伽色尼王朝发出了自己的邀请。
当时，统治了近50年的辽圣宗（982—1031年在位）派遣使者携带书信到加兹纳，提出要和马哈茂德建立外交关系。
我们从地理学家马瓦济撰写的一份详细记录中得知，这位特使的名字叫夸利图卡（Qalitunka）。
夸利图卡与来自回鹘的另一位特使一同前往加兹纳，回鹘是中亚的另一支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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