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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再种植自己所需的食物，因为他们发现，改种荔枝、甘蔗和糯米等经济作物，或种植苎麻、大麻等当地纺织原料，就能赚取更多的钱；然后可以用挣来的钱，到当地市场上为家人购买食物。
于是，许多人完全放弃了农业。
有些人在银矿、铜矿、铁矿和铅矿工作；一些人选择捕鱼；还有一些人将海水引入池沼，蒸晒制盐。
陶瓷业吸收了最多的劳动力。
业主们在山坡上建造了绵延100米的龙窑。
这些窑雇用了成百上千的工人，一次可烧制一万到三万件陶瓷。
它们拥有其他地区的窑无法达到的高温条件，可以烧制出闪闪发光、易于清洁的陶瓷，这些陶瓷在非洲、中东、印度和东南亚深受追捧。
这些窑不使用蒸汽或电力（而是燃烧木材或木炭），因此我们并不认为它们是工业化的，但它们和工业革命的第一批工厂一样，都是庞大且复杂的。
在12世纪和13世纪，福建500万人口中有7.5%（37.5万人）的人从事陶瓷的出口生产。
宋朝货币政策的转变，对其国际贸易伙伴产生了巨大影响。
当宋朝官员于1024年首次发行纸币时，他们将纸币的使用范围限制在四川；但到了1170年，宋朝建立了一个永久性的、以白银为本位纸币体系。
一夜之间，笨重的铜币就不再使用了，商人们抓住机会，向日本大量出口铜钱。
日本人出口到中国的主要商品则是木材、硫黄、水银和黄金，这些都是原材料。
起初，日本政府禁用中国铜钱，但在1226年，政府改变了政策，允许这些铜钱的使用。
到了1270年，中国铜钱已成为整个日本列岛事实上的货币。
12世纪和13世纪，中国铜钱在爪哇广泛流通，爪哇人还对之进行了仿铸。
中国铜钱在日本和爪哇的使用表明，东亚和东南亚的经济一体化程度之深。
生活在中国东南沿海的人们受全球化影响最大，因为那里有很多重要港口，但全球化也影响了那些生活在内陆的人们。
绍兴的一个沿海市场提供“玉帛、珠犀、名香、珍药、组绣、髹藤之器”
，在这个离今上海不远的海港，商贩提供的商品品种繁多，令人印象深刻。
在向西约1600公里，位于中国内陆深处的四川成都，消费者可以领略到“云乳色晶荧，沈檀气芬苾”
。
当时，进口商品的供应量并不能与今天的宜家（Ikea）相较，集市不是每天都有，且大多数进口商品的价格都很高，然而，当时商品的供应量还是会比你想象的更要接近宜家。
1225年，宋朝宗室成员、泉州市舶使赵汝适写了一本关于中国对外贸易的书，名为《诸蕃志》。
书中既有他引用的历史资料，又有他与泉州人的谈话记录。
市舶使赵汝适对中国的长期贸易伙伴，如高丽、日本、越南，以及更遥远的地方，如西西里、索马里和坦桑尼亚，都有广泛的了解。
早期的市舶使肯定也和外国商人交谈过，因为我们从当时朝廷的规定中得知官员应该定期为来访的商人举办宴会，但我们并不知道这些官员到底了解多少。
行走在现代的泉州，你可能会看到市舶使赵汝适曾采访外国商人的地方。
这座城市仍有多条小河道纵横交错，其中一条直通昔日的市舶司衙门（现在是当地的道观），距离外国商人居住的主路只有很短的一段路程。
市舶使赵汝适的著作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参考了早期的地理著作，介绍了50多个国家的简要历史及其物产。
第二部分则是全新的内容，赵汝适按商品分类，标示出该商品的不同生产国家，并解释了彼此质量上的差异。
随着从东南亚进入中国的货物数量的增加，商人们意识到，他们必须区分高质量和低质量的货物，而这种区别通常在于该货物来源地的不同。
这些商人是赵汝适的目标读者。
作为市舶使，他花费很长时间与外国商人进行交谈，并把他们所说的内容概括起来，传递给那些想有所了解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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