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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负担对贫苦地区的农民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我有个学生对这个问题做了一个很好的研究。
他指出，辽饷、剿饷、练饷的加派，一方面给农业人口增加了很大的负担，另一方面对西北的农民非常不利，因为三饷是按田亩来摊派的，这看上去非常公平，但是不经意间用外表的公平掩盖了实际的不公平——东南地区和西北地区的差异问题。
土地最肥沃、生产效率最高的地方是苏、松、江、浙，还可以加上湖广，也就是现在的湖南、湖北的江汉平原，这里的水稻年产量和陕西——尤其是陕北的小麦年产量相比，差距为五倍以上，两边的土地产出率不一样。
另外，苏州、杭州、松江、嘉兴、湖州等地的很多土地已经不种粮食，改种经济作物了，经济作物的产出更高。
江西的兴国、石城等地在肥沃的土地上大规模种植烟草，烟草的产出价比粮食的产出价要高得多。
在当时，人们为了到底是种粮食还是种烟叶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坚守传统的人说：“民以食为天，这么好的土地一定要种粮食，解决温饱问题。”
另一些人则认为：“这么好的土地，种烟叶的产出比粮食更高，为什么不可以种烟叶？我们可以用烟叶卖的钱再买粮食。”
多少土地种粮食，多少土地种经济作物，这是一个调配问题。
但总之，东南地区土地的每亩产出量比西北要多得多，这是其一。
西北地多人少，东南人多地少。
同是农民，苏、松、江、浙的农民人均拥有的土地量比西北要少得多，这个差距可能是三到五倍。
以吉安、吉水为例，嘉靖年间，每一个劳动力能够分到的土地甚至不到一亩。
如果把“三饷”
的压力落到每一个劳动力身上，可以发现一个西北地区的农民承担的加派负担，是一个东南地区的农民的十倍左右。
这是其二。
所以，我的学生说这是一种表面上的、不经意的平等，它掩盖了事实上的不平等。
我对这个问题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不过从文字、逻辑上看，他的推导是有道理的。
但是“三饷”
的摊派是不是完全按照田亩分摊，有没有可能是东南摊得更多，而西北少一些，也要做具体研究。
单从表面看，西北地区的农民确实比东南地区的农民所承担的摊派量要大。
明太祖朱元璋曾经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治国理念：东南收成好、财富多，所以用东南之财富养西北之士马。
他并不追求在西北地区能够得到多少税收，而是力图在东南多收税，好在西北地区培养战士，提供兵力。
“三饷加派”
给西北农民增加了巨大负担。
不能不说，明朝亡于农民起义，而农民起义之兴起和“三饷”
的加派是有直接关联的。
我们回过头来说，明朝之亡是亡于海外的白银收入，还是亡于内地的“三饷加派”
？毫无疑问，我的观点是“三饷加派”
的影响更大，因为它直接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把农民推向绝路，加上自然灾害造成的危害，农民除了起义没有其他路可走。
因此，明朝之亡和“三饷加派”
有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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