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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明朝从城市里弄银子的路就断了，还是要回到农业税。
朝廷不可能像张居正那样重新来一次丈量。
张居正之所以要丈量土地，是因为地主隐瞒不报的土地太多，而且丈量工作只有在张居正那种强有力的监控下才可能进行。
张居正时代早已经成为历史，明朝即便想再来一次丈量，一方面条件不允许，另一方面也无法实施。
无可奈何之下，朝廷只好加派。
万历四十七年（1619），明朝和崛起中的女真在萨尔浒进行了一场血战，而“辽饷之派”
是在萨尔浒战役之前的万历四十六年（1618），也就是筹划调兵讨伐女真的时候发生的。
当时是全国的土田每一亩加派三厘五毫（明朝的银两的单位从大到小依次是两、钱、厘、毫）。
明朝原来的农业税是收粮食的，每亩民田收三斗五升到五斗五升粮食，官田收五斗粮食，没官田收一石五斗粮食。
后来由于张居正改革，把实物税折合成银两了。
所以，明朝后来收田税是折合成银两来征收的。
辽饷开始加派的时候，自然也是以银两为单位，每亩加派三厘五毫。
到了万历四十七年（1619），也就是萨尔浒之战失败的这年，每亩再加三厘五毫，总加派变成七厘了。
到了第三年，又加二厘，每亩总加派九厘白银。
辽饷的总数是五百二十万两，相当于整个明朝田税收入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
但是有一个事情很奇怪，辽饷加了这三次以后，再也没有追加了。
整个天启年间，辽事也很紧张，但是没有追加辽饷。
也许是因为反响太大，所以政府收手了，保持为每年五百二十万两。
天启七年（1627），王二在澄城杀知县张斗耀，揭开了明末农民战争的序幕。
接下来，各路农民军纷纷涌现，整个明朝的西北地区陷入战争状态。
崇祯三年（1630），崇祯皇帝接受了臣下的建议，加派剿饷（剿贼之饷，贼指农民军）。
这是在李自成加入起义军以后，不过那时明朝完全不可能知道有李自成这个人。
由于陕西事态严重，朝廷在征辽饷的同时追加剿饷，一共加派了三百三十万两，大约相当于辽饷的五分之三。
到了崇祯十年（1638），农民军闹得更厉害，关外的女真军也不断深入内地。
明朝要增加军队，就要先训练军队，就需要经费。
有人提出了另外一个加派的名目——练饷。
练饷一口气加派了七百三十万两，比剿饷的两倍还多。
辽饷、剿饷、练饷合在一起，被人们称为“三饷加派”
，总共近一千六百万两，相当于明朝正常农业税的三分之二。
它们被全部加在农业税上，以亩来分摊。
有人认为，即使是一千六百万两，摊到每亩田也是微不足道的。
这个观点我不太同意，因为农业税一直是非常难收的。
我们上一章谈到明朝的农业税看上去是有七百多万顷的田可以收税，但是由于大户的隐瞒、诡寄等，摊到农户身上的负担就很大了。
根据我的计算，“三饷加派”
对民间意味着每一亩农田要增加百分之七十左右的税收。
有学者认为，“三饷加派”
超过了两千万两，相当于明朝全年农业税的总数。
我觉得这可能有一些夸大，因为这三饷加派累加起来是一千六百万两左右，而且也并不是每一年真正能够收上这么多。
这有两点原因：第一是自然灾害，第二是战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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