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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确实在清朝入主以后组织了反清复明运动，他对明朝充满着感情，对清朝——尤其是其改变宋明以来中国人形象的剃发易服政策深恶痛绝。
所以，他奔波于各地，组织反清复明运动。
如果读者对明清易代的历史有兴趣，既可以读史学家的著作，也可以看金庸的《鹿鼎记》和《碧血剑》。
这两部小说体现出来的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包容性，比部分学者、“民间高手”
的三观要正确得多。
所以，顾炎武所说的亡国和亡天下之分，和很多读者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他所谓的亡天下更主要的是指仁义的丧失，在于无君无父，在于孔孟之道被抛弃。
1988年，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明清小说与明清社会》，在其中发表了一个观点：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来说，清朝甚至比晚明的保留程度更高。
但这和我的另外一个观点并不冲突，我仍然认为明清易代使中国历史的前进步伐停滞了二百年之久。
在不断阅读顾炎武著作的过程中，我也不断地思考，后来陡然发现，原来顾炎武说的亡国与亡天下的区别是意识形态方面的，是传统文化方面的，而不是直接针对明清易代的。
后来这句话变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是由梁启超先生演绎出来的。
梁启超写过一篇著名的论辩文章《变法通议》。
他把顾炎武的这段话做了演绎，并且说这是“顾亭林曰”
。
其实，顾炎武的原话是：“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是从这里演化出来的，其实并不是顾炎武的原话，而是梁启超对顾炎武亡国与亡天下论点进行体悟和演绎之后提出的观点。
这个观点的提出，是对顾炎武亡国与亡天下论点的继续发展和延伸。
这是一个伟大的命题，不是一个人可以定论的，而是发展性的。
当它发展到梁启超这一步时，他把顾炎武的亡国与亡天下之说推向了一个高峰，以唤醒全国人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的意识。
在每一次中华民族面临危机之际，这句话都起着震撼人心的作用，其意义是极其伟大的。
但是，对于顾炎武的亡国与亡天下之说，我仍然认为我过去的看法是一种误读，很多人的看法也是一种误读，我们误读了顾炎武，误读了顾炎武说的亡国、亡天下，以为亡天下就是指明清易代。
由于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这八个字的误读，我们往往容易陷入一种伪命题的陷阱。
近些年流行着一句话：“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
我认为，任何一个概念的提出，包括“崖山之后”
“明亡之后”
这种无稽之谈的提出，一定有其内在的合理性。
其内在的合理性在于，当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取代一个汉族政权，而且在取代的过程中充满着杀戮时，被杀戮的一方就像经历过“崖山之役”
“扬州十日”
“嘉定三屠”
的幸存者，在悲愤之余可能产生“崖山之后无华夏，明亡之后无中国”
的情感。
这种愤懑是非常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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