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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卫灵公》），这就是君子对天下的责任，“群黎百姓，倚我以为安。
鸟兽昆虫草木，亦倚我以为命”
。
当然，君子想要更好地承担这种责任，前提就是要努力完善自己，让自己的德性日益深厚。
由此，厚德载物的说法，既强调了君子自我德性的完善，也强调了君子对天下承载的责任。
厚德是基础，载物是目的，二者的结合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君子形象。
[1]王风在《朱熹易学散论》（商务印书馆，2017年12月）一书中认为，朱熹的这个说法包含两层含义，在判定《周易》性质的同时也说明读《易》之法。
详见该书第10—17页相关讨论。
[2]理雅各（JamesLegge，1815—1897），近代英国著名汉学家，曾任香港英华书院校长，伦敦布道会传教士。
他是第一个系统研究、翻译中国古代经典的人，将四书五经等中国主要典籍全部译出。
理雅各前后用了五十余年的时间，架起了一座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
他的一生是由传教士走向汉学家的一生，他生平的活动，开始于向东方宣扬基督教义，然而却显赫于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
至今虽逾百年，理雅各的译本仍被认为是中国经典的标准译本。
[3]当然，贝恩斯的英文版是从卫礼贤的德文版翻译的，其书名为TheIgorBookofges。
这一英文版影响巨大，被著名心理学家荣格称为“在西方，无与伦比的译本”
。
[4]严灵峰编：《无求备斋易经集成》，成文出版社，1976年。
[5]关于早期文献如《左传》《国语》等出现的筮例问题，因为跟《周易》的早期演变等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学界对此有比较多的讨论，比如李镜池先生的《周易探源》、高亨先生的《周易杂论》以及尚秉和先生的《周易古筮考》等，均有所涉及，可以参考。
[6]日本学者浅野裕一的《儒家对〈易〉的经典化》（《周易研究》，2009年第2期）一文，通过对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综合考察，认为《周易》的经典化开始的时间在春秋末战国初，即公元前400年左右。
[7]胡秉虔：《汉西京博士考·序》，中华书局，1985年，第1页。
[8]金身佳《武帝时代五经博士人物考》（《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8月，第62—66页）一文对汉武帝时代五经博士有比较详细的考证，可以参考。
[9]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纬书集成》，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
[10]黄黎星先生的《与时偕行趣时变通——〈周易〉“时”
之观念析》（《周易研究》，2004年第4期）一文，对《周易》中时的观念有比较详细的分析，可以参考。
[11]蒙培元：《〈周易〉哲学的生命意义》，《周易研究》，2014年第4期，第7页。
[12]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19页。
[13]关于殷周变革，王国维先生的《殷周制度论》是这个方面研究的典范，后来此说法也成了中国早期思想研究的一个共识。
[14]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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