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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读持续了很长时间，听得让人昏昏欲睡，十分疲惫，尽管我很喜欢那些唇枪舌剑的言辞和激昂慷慨的话语，它们很容易地就变成了令人信服的思想和道理。
不知为什么，突然间，朗读者的声音一下子停住了，屋子里马上响起了愤怒的喊叫声：
“叛徒！”
“花言巧语，口是心非！”
[100]
“这是对英雄所洒鲜血的亵渎。”
“格涅拉洛夫[101]和乌里扬诺夫[102]被绞死后……”
这时，窗台上又传来那个青年的声音：
“先生们，咱们能不能不破口大骂，而就问题的实质，进行严肃认真的争论呢？”
我不喜欢争论，也听不出个所以然，我很难听明白别人变幻莫测而又自以为是的激进思想；争论双方那种**裸的自我欣赏、死要面子的态度总让我感到十分反感。
那位青年从窗台上俯下身子问我道：
“您是面包师彼什科夫吗？我叫费多谢耶夫[103]。
咱们应该相互认识一下。
老实说，这里没有什么事情可干，这样吵吵嚷嚷已经很久了，可是毫无用处。
咱们出去走走，好不好？”
关于费多谢耶夫，我已经听说过很多，他组织了一个很严肃的青年学习小组。
我很喜欢他那张有点神经质的苍白的面孔和一双深陷的眼睛。
我们在田野里走着，他问我工人中我有没有熟人，我在读些什么，空闲时间多不多，还说：
“我听说过你们这个面包店，奇怪的是，您竟然会干这种没意思的工作。
您干吗干这种工作呢？”
有时候我自己也觉得我没必要干这种工作，这个想法，我对他说了。
我的话使他非常高兴，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他对我说，后天他要出一趟门，得两三个星期，回来后他再通知我：我们怎样再见面，在什么地方见面。
面包店的生意相当不错，可是我自己的事情却每况愈下。
搬到新的面包房后，我的工作量越来越大。
我要在面包房里干活，还得挨家挨户地去送面包，去神学院和“贵族女子学校”
[104]送面包。
姑娘们从我的篮子里挑选奶油鸡蛋面包的时候，常常顺手塞给我一些便条，使我感到惊讶的是，我从这些漂亮的便条上往往能够看到一些笔迹稚嫩但恬不知耻的话语。
我直感到纳闷：当一群穿得干干净净、眉清目秀、欢蹦乱跳的贵族小姐，围着我的篮子，做着鬼脸，伸出粉红色的小爪子，翻来覆去挑选面包的时候——我看着她们，尽量去猜想——到底是谁给我塞的那些没羞没臊的便条？难道她们不知道这些便条上写的话有伤风化吗？于是，我回想起了那些污浊不堪的“花街柳巷”
，心里想：
有一个梳着大辫子、胸脯丰满、黑头发的姑娘，在走廊里把我叫住，她急匆匆地小声对我说：
“你把这个便条按上面的地址送去，我给你十个卢布。”
她望着我，紧咬着嘴唇，亲切温柔的黑眼睛含满了泪水，面颊和耳朵涨得通红。
我谢绝了她的十个卢布，接过便条，把它送交给高等法院一位法官的儿子——一个面带红晕、患有肺结核的高个子大学生。
他说要给我五十个卢布，然后默默地、一门心思地在数着零钱，当我说不用给我钱时，他便把这些零钱往自己的裤子口袋里装，但是没有装好，钱被撒落了一地。
看着这些五戈比、七戈比的硬币满地乱滚，他一时没了主意，急得一个劲儿地直搓手，搓得指关节嘎嘎直响，他吃力地喘着气，嘴里嘟囔着说：
“这该怎么办呢？喏，再见！
我得想一想……”
我不知道他想了些什么，但我替那位小姐感到非常惋惜。
她很快便从学校里消失了，十五年后我遇见了她，当时她在克里米亚一所中学里教书，患了肺结核，而且饱受世态炎凉之苦，所以一谈到人间世事，沧海桑田，她就恨得咬牙切齿，气不打一处来。
送完面包，我便躺下睡觉，晚上还要在面包作坊里干活，这样半夜以前我就能够将烤制好的奶油鸡蛋面包送到面包店里——面包店就坐落在市剧院的旁边，因此，演出一结束，观众就会到我们店里来享用热腾腾的酥皮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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