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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斯大林、丘吉尔和罗斯福的历史重要性似乎比德皇威廉、沙皇尼古拉二世甚至威尔逊总统都要大得多，更不用说首相劳合·乔治或克列孟梭。
随着世界分裂出不同意识形态的阵营，也随着核世界末日的预言变得越来越真实，一战相应地变得不那么伟大了。
二战似乎展现出了比一战时更大的鸿沟。
然而，20世纪60年代，我们对这个世纪的看法再一次得到了改变。
一股新的反讽浪潮与20世纪20年代早期的敌对情绪联系在了一起。
讽刺时事的滑稽剧集《多可爱的战争》的大获成功以及在对抗越南战争时兴起的黑色幽默，在魏玛时期与达达主义和柏林卡巴莱歌舞表演的幽默结合在了一起。
此外，历史学家开始指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连续性。
人们似乎达成共识，1914—1945年间的数年构成了20世纪的30年战争，其本质是欧洲各国人民之间的一场内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最初几年，前往战场进行大范围旅游的想法还为时过早，直到20世纪60年代这个想法才成为现实。
如今，谁去参观了在佛兰德斯、维米岭、索姆河、凡尔赛的战场以及那些在一战中死去的人们的坟墓？他们为什么去参观？在参观者中，有很大一部分人，他们的家人与战争有关。
在墓地的游客簿上，人们经常可以看到澳大利亚人、新西兰人、南非人、加拿大人这样的感慨——“终于找到你了，爷爷”
。
很多旅行团前往此处，学校班级也经常组织参观。
但实际上，临时的访客可能占大多数。
游客簿中的评论往往是陈词滥调或多愁善感的句子。
有关政治、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的反馈是最常见的。
荷兰人、比利时人以及北欧人似乎最喜欢表达和平主义的情感；英国人喜欢引用诗句；而美国人则喜欢通俗的表达。
然而，大多数评论中还是包含着很深刻的感情。
从参观者访录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一战依然吸引着我们。
在爱尔兰农场公墓，一位澳大利亚人写道：“有幸至此参观，得偿所愿”
。
一战之中，有关堑壕战的强度、不可预知性、难解之处、恐怖之处以及实际运用中的无效性等问题的讨论贯穿整个世纪。
我们感激士兵们所做出的贡献，也敬佩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极大耐力。
我们中一部分人甚至会遗憾——正如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在20世纪30年代所说的——西方世界可能再也无法得见这种刚毅果敢。
但是战争是否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了？真相是，不论是在社会层面，还是在政治与意识形态层面，至少在短期内，我们都想象不出比现实更坏的结果了。
1915年，高尔斯华绥写道：“或许在这场死亡风暴过去30年后，我们之中得以幸存下来的这部分人回望过去时，会以一个失望的笑来为这个话题画上句点，并承认要是没有这场战争，世界还会是原来的样子。”
然而30年之后，到了1945年，高尔斯华绥已不在人世，但死亡风暴又被重新掀起，没有人发出笑声，只有可怕的沉默。
但是，人们可能会争辩说，在这场将被永远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
的战争中，确实有其积极的一面。
局势的颠覆改写了历史，旧政权的削弱则解放了创新的能力。
这全都回馈到了我们自己身上。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战曾经是，并且现在仍然是现代社会为了解放的伟大冒险；它是民主的，具有象征意义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它对全世界都敞开怀抱，是20世纪的代表性大事件。
我们仍沉湎在这场战争中。
温斯顿·丘吉尔称其为“人类最伟大的争论”
。
一战带来的悲痛至今仍挥之不去，对于它，我们永远无法忘怀，也永远无法真正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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