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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信息匮乏，每个组织可以按自己的意愿（鼓励工团主义，实行大规模罢工，推崇无政府状态，建立自制苏维埃）为他们理想中的十月革命做准备。
一战期间，对大多数中欧和西欧的社会主义者而言，不用革命手段达成和平仍是重中之重。
而斯德哥尔摩会议没有开成的事实，打消了他们通过达成社会主义共识和进行外交来结束战争的念头。
更重要的是，人们意识到战争的真正意义和结果应该是阻止此类灾难再次发生。
“再无战争”
不是战后短暂的稳定局面，而是战争本身发出的号召。
这又让战时和平主义者和社会主义爱国者的道德矛头指向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确保“进行一场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
成为事实。
建立和平世界，即所有国家拒绝武力，和平仲裁，建立国际联盟的思潮在一战前的第二国际中就已具雏形。
但现在这种思潮意义非同小可，借助大量涌现的社会主义者和人们对通过“民主”
和平解决争端的支持，它系统而有条理地团结起了广阔的忠坚力量。
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将这一愿景诠释得更有影响力。
1918年12月，威尔逊抵达欧洲，受到英、法两国工党和社会主义领导者的欢迎，这证明他具有代表性意义。
战争最后一年，威尔逊思想显然比列宁主义在欧洲社会主义人士中更具影响力。
这不足为奇，持续数年的一战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不仅让社会主义人士，也让其他人产生了末世论。
因此，坚信世界和平优于革命似乎是唯一能缓解战争给人们留下的恐惧的办法。
和平不会重塑世界。
社会主义政党到处谴责和平条约和国际联盟，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曲解了自己在战争时期所抱的希望。
战争为那些战败和新建立的政权带来了转型危机。
在德国，1918年发起的十一月革命推翻了因战败而臭名昭著的君主制，而革命队伍也分成了两部分：社会革命自由民主主义者和一小部分激进的社会主义者。
在过去政权的军事条件的帮助下，民主派只是设法压制住那些社会主义者，从一开始就向魏玛共和国做出了妥协。
但是到1920年，激进主义的浪潮在各地开始减弱。
虽然共产主义俄国那时被孤立了，但是仍然对革命及其政治主张产生了更深的影响。
随着社会主义者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批评愈演愈烈，第二国际被分为共产主义国际（创建于1919年）和两个社会主义国际，最终，他们合并在一起。
1914年发生的一战使得蕴藏着第二国际政治文化的火苗迸发出来。
但是由于战争形成了长期分裂，和平与革命的意义也不断发生改变。
布尔什维克主义者们认为，他们能取得革命成就的部分原因是自己一直反战，并且树立了一种观念，即把战争的历史妖魔化，将拥护战争的社会主义者看成背叛者。
战后，共产主义一直将反战主义这种道德论述当作革命的目的，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形成的威胁才改变了人们对战争持有的态度，相反，改良派社会主义者认为，布尔什维克是一种独裁主义，是战争所形成的那个更残酷的世界里的一部分。
他们从改良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阻止了十一月革命形成的混乱。
现在保卫国家和反战主义之间的冲突得到了解决，维护民主世界的和平，实际上已经成为再次创立战前形成的人文主义的价值观的核心。
这是一个过程，它可使改良派与革命社会主义中的非共产主义倾向共存。
战后这种趋势发展得很快。
这个过程结束很长时间以后，战争又改变了其所导致的社会主义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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