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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信片是家人与前线士兵通信必不可少的媒介，也是各种爱国言论的载体。
在法国，经过战争的杀戮，人口骤减。
夹杂着**的性暗示扭转了这种局面。
平凡并不意味着微不足道。
事实上，士兵的昂扬士气源于他们的作战演习。
战争在继续，所以爱国言论仍起到昂扬斗志的作用，因为这是一场正义之战。
这场战争不是那些受人尊敬之人唇枪舌剑的政治之战，而是道德之战。
有些人认为战争会以谈判或和平妥协方式结束，这简直是无稽之谈，还会背上背叛前线作战士兵和已牺牲士兵的指责。
因此，这种自下而上的宣讲是压制异己的良策。
政府层面已尽力避免和平言论在战时散布，然而统一言论是最有效之策，就是用精细或者粗糙的大量图像以视觉形式在战时社会广泛传播。
以电影、宣传和道德重振军队
在战争中期，为了表示战争是正义与邪恶之间的较量，电影业兴起。
宣传重整军备题材的电影形式迥异，从喜剧到情节剧再到悲剧，不一而足。
大多数电影的出厂不是政府策划的，也不是以常见的国家资金支持形成。
诚然，电影的审查是严格的。
但现在，个体电影独领**，在银幕上，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大众娱乐节目流行起来，宣扬善恶分明。
音乐厅、情节剧和留声机产业也挤进来了，向越来越疲惫、紧张、焦躁的人群售卖有利可图的“止痛药”
、振奋人心的海报及音乐。
电影在战时很受欢迎，这一点都不奇怪。
电影满足了人们在平凡的情况下对平凡的渴望：讽刺了枯燥的军队生活，并直接针对所有问题产生的源头——敌人表达了异常的愤怒。
这是一个专为查理·卓别林量身定制的时代。
他是英国出生的音乐厅演员，在1913年12月加入了麦克·塞纳特的启斯东电影公司，在1914年就已经成名，并且通过留在加利福尼亚制作电影而不是参军为战争做出了贡献。
卓别林通过大银幕上为协约国作战所做出的贡献远胜于他参军做出的。
卓别林是标志性人物，他既脆弱不堪又胆大包天。
他是《流浪汉》里伟大的幸存者——这是卓别林1915年最成功的电影——他几乎丢失了所有的体面，但仍然不屈不挠。
难怪一些英国高地轻步兵偷偷拿着卓别林的人物海报，带去了西部前线。
更不寻常的是，卓别林的照片对于治疗弹震症的作用。
一位心理医生服务于美国军队时指出卓别林的照片在治疗中产生了奇迹般的作用。
“请在您的照片上签名”
，路易斯·科尔曼·霍尔医生给卓别林写道，“几乎每位士兵都在照片上见过您。
我将会向可怜的士兵展示您的照片，这有可能会吸引他的注意力。
他可能会说：‘你认识卓别林吗？’因此便有了拯救这个士兵的第一缕希望。”
卓别林的一些电影具有明确的政治宣传色彩。
他通过电影宣传自由公债，然后呼吁公众购买。
1918年4月8日，卓别林和玛丽·璧克馥、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一起现身纽约华尔街，大约吸引了三万人前来。
和费尔班克斯一起扮小丑（并站在他的肩膀上）后，卓别林告诉围观群众，在这个特殊的时刻，德国处于优势地位，必须为协约国军队募集钱财。
这一点很重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那个老东西——德国皇帝赶出法国。
在华盛顿，卓别林同样提到了这点：“德军已经攻到我们门外了!我们必须阻止他们!要想阻止他们，我们就要购买支持自由公债!记住，每一张债券都能挽救一个士兵的生命，一位母亲的儿子，也会为这场战争早点儿画上胜利的句点!”
卓别林随即迅速地从台子上跳了下来，并且（用他自己的话说）“抓着玛丽·杜丝勒一起跳了下来压到了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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