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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高级指挥部对民主思想的传播更加抵抗。
必须为筹备战争找到合适的理由。
因此，主要的欧洲参战国都为宣传工作披上了合理的外衣。
他们建立了新的宣传机构，还使用了新的宣传方法。
迄今为止，德国高级指挥官都没有充分考虑舆论状况就进行战争。
现在，随着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的当权，应对人民渴望协商和平的呼声，解决这一民愤成了当务之急。
英国民众对战争的合理性有着同样零零散散且源源不断的怀疑，这迫使英国建立了一个情报局，而这也是英国历史上的首个情报局。
劳合·乔治向两位新闻巨头——布鲁夫布鲁克和北岩勋爵求助，并将国外和国内的宣传权转交给他们。
因此，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宣传成为战争政策的一个独立且必要的元素。
我们将在下面研究它的影响。
纵观20世纪的历史，宣传的政治重要性并不能在其中得到完全体现。
其意义更多地体现于大规模动员的文化历史和社会历史中。
在这个动**的世纪，宣传给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都烙上了独特的印记。
宣传对巩固长达四年半的战争所需的团结有重要作用。
宣传并没有缩短战争的时间或赢得战争。
但是，宣传有助于将社会改造成更加有效的战争工具。
自从1914年以来，随着对士兵、军火和劳动力的动员，以及平民战争，思想动员也随之而来。
这种现象是一战中最突出且令人不安的特征之一。
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界限、个人表达和思想控制的界限被重新绘制或不复存在。
正如我们注意到的，战时国家的宣传仅仅是一部分。
双方都在努力地进行宣传，从残暴的故事到野蛮的漫画，再到儿童故事，再到彻头彻尾的谎言。
最强有力的宣传不是来自当权者，而是来自人民群众。
“仇恨政治”
就是大众政治。
它既是可见的也是口口相传的，更是有效的。
它之所以有效，是因为通过商业广告、漫画、海报、明信片、布道、伤感歌曲和战时不断发展的自由创作诗歌，吸收了底层的生活图景和概念。
有一种现象特别值得关注。
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了渲染战争正义性而调动了神的形象和神谕。
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国内数百万的百姓都在担心他们战场上的至亲是否安在。
多亏圣母玛利亚以神圣的教堂为许多士兵提供了容身之所得以幸存，也因此，在战争初期出现了宗教语言热潮。
每一个现存的教堂，甚至是最离经叛道的教堂都奉此次大战为“圣战”
。
同时，在战争时期，参战国家内部的宗教划分也开始渐渐淡化。
其他方面的一些界限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在法国，影响尤为深远。
一战之前，天主教大部分信条都是反对共和制的。
反过来，不那么激进的执政党在1905年正式以非国家身份对教会特权发起挑战。
在文化（而非制度）意义上，一战使罗马天主教民族化。
无独有偶，在1870—1871年发生的普法战争，德国战胜法国在色当日举办庆祝仪式，在德国的大多数地区，这一天都是一个反天主教的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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