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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除法国的所有国家，拥有土地且与军队有密切联系的保守贵族，是重要的政治力量，即使在法国某种程度上也是这样。
总的来说，工业资本主义的代表都是右翼。
行业协会和雇主联盟不断要求自由贸易或关税保护，各种团体要求保护财产权。
代表这些右翼立场的政党往往一片混乱，这不难理解，因为他们的组成人员存在矛盾。
例如，在德国，封建官僚主义法庭和军队大都由普鲁士贵族组成，他们在国会占有的议席数量也很可观，原因是选举体系严重倾向于农业地区代表，而且莱茵—威斯特伐利亚（Rhiphalia）的商人被边缘化了。
在英国，虽然持续下滑的经济使得拥有大量土地的贵族日渐衰落，但他们在保守党中仍然具有影响力，该党在亚瑟·贝尔福时代的领导人于1911年被安德鲁·博纳·劳（一位格拉斯哥商人）驱逐。
英国自由党对许多商人来说仍颇具吸引力。
贵族因为有众所周知的物质财富需要去保护，所以无论何地何种情况下他们更倾向于保守主义。
然而，贵族却完全不是工业资本家最可争取的盟友。
德国、法国、意大利和一些英国商人发现自己因其贵族身份影响受到了他们认为自己应得的政治权力的排斥。
于是他们决定采用不同的策略，正如大众政治中挑战左派一样引起焦虑。
工人阶级的爱国主义诉求很坚定，这十分常见。
尽管在大多数国家这一策略通常不厌其烦地被用于吸引下等中产阶级和农民而非产业工人。
另一方面，与政治立场息息相关的是社会帝国主义，这一主义意味着全部就业的承诺，采取一定的社会福利措施，并且向可提供市场和原材料的殖民地扩张。
这些情况并不完全与事实相符。
军备和军事扩张通常意味着税收，税收大部分又由富人们支付。
福利意味着国家干预社会。
对此，战前欧洲的工业巨头和贵族精英为了抵挡左派而做出妥协，其中最显著的例子是为了普鲁士土地所有者和普尔·俾斯麦领导下的德国工业者的利益而服务的税收政策。
所以这种妥协十分脆弱。
这场战役是右翼重获主动权的机会。
在德国，“泛德运动”
日益声势浩大，与重工业以及武器制造商所援助的军国主义集团相关的运动尤其如此。
泛德运动者们不久就抱怨说，支持战争贷款的社会民主党议员们已经宣称站在爱国立场上有诸多好处，而这可能也会在某种情况下强加到他们头上。
右派则让风险有所增加，因为他们定下了一系列扩张主义的战争目标，而这些目标与社会主义者进行保卫祖国战争的观点丝毫都不相容。
政治冲突持续加剧直到1914年堑壕战停止，东部前线运动战越来越缺少人力，战局也更加难以预测。
到1916年中期，右派与陆军高级指挥部加紧发动全面战争以控制欧洲与殖民地区（指挥部由某些主要党派援助，包括民族自由主义者，目前，他们已完全忘记了他们战前寻求国际和平的愿望）。
右派的政治主动权落入了高级指挥部手中，以东部前线的胜者保罗·冯·兴登堡元帅和埃里希·鲁登道夫上将为代表。
社会民主主义者意识到德国的工业与工人正遭受苦难，看不到成功的曙光，所以他们开始不再支持战争贷款，甚至建议在与协约国在合理妥协的基础上进行和平协商。
这场斗争在并不确定的国家首脑——也就是德国总理贝特曼·霍尔维格与德皇之间激烈展开，二者都认识到泛德和平不可能实现，不能容忍社会民主党人“谢德曼式和平”
明显的失败主义，不能满足与之相关联的宪法改革的需求。
很快就出现了宪政政治的完全崩溃。
高级指挥部要求无限制潜艇战，这不可避免地使美国投入战争。
在未能使协约国陷入困境之后，国会大厦的左翼政党提出了“和平解决方案”
。
鲁登道夫威胁要辞去军事职务，因为他无法再与贝特曼·霍尔维格合作。
由于德国国会党拒绝支持总理，甚至反对军队，霍尔维格被解雇并被军队傀儡迈克尔斯取代。
迈克尔斯在社会民主党、左翼自由党和天主教中心党之间，在国会大厦中试图达成有效的亲和平联盟。
和平解决方案被勉强通过和真正忽视了。
迈克尔斯的背后是军队，他在三个月内取代了赫尔丁伯爵，他不像贝特曼·霍尔维格或米卡艾丽丝一样能够回应国会大厦的要求或阻止它表达不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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