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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政府要根据战需分配那些少得可怜的人力与资源时，工人阶级的参与问题就变得更加尖锐。
壕沟战的所需，迫使政府去挤压那些依旧留守在家生产弹药、耕种田地的劳动力。
他们受到不同程度的压迫，罢工活动受挫、被禁，工资受到管制，工人只能在规定的领域做工，那些能够给予工人一些市场控制权的、让工人自己决定生产过程的传统活动全部都被迫停止。
女工以及没有学徒经验的不熟练男工进入工厂，去取代那些参战的熟练工；而那些在不同程度熟悉自己生产领域的熟练工则按照命令去到国家需要的领域。
无论这是军方的要求（在德国日益如此）还是民选政府权力扩张的结果（在英国、法国、意大利一向如此），它都具有引发破坏性社会倒退的隐患，特别是当改变的直接推动力是雇主的时候。
英国和法国政府从而与工会做了具体的交易，工会会员要参加当地委员会，当地委员会须设定薪酬，分配劳动力，用于补贴征兵、薪酬控制、雇用女性及残疾人。
5名工人代表在联合政府获得席位：亚瑟·亨德森于1915年4月参加了首个英国联合组织。
艾伯特·托马斯作为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成员，主要负责从1914年10月—1917年9月的法国军火工作。
但是这一办法并没能让阶级矛盾或工业动**得以消除。
车间工人认为，他们的领导正在与他们的阶级敌人勾结——因此，谁能为他们争取更大的利益，他们就听谁的。
1915年夏末，英国制定了征兵政策，因此爆发了一场重大罢工行动。
在1916年春，工程行业出现了大范围罢工，1917年再次出现，这些运动都是由工厂的工人代表领导的，他们既要挑战工会和政党领袖的私自勾结，也要反抗传统工会组织对信教教徒的排挤。
工人代表参与国家事务，使得工人运动更加分裂，左翼态度更加强硬，这一矛盾更是无法解决。
没过多久便面临战争持续打下去的威胁。
1915年9月，来自交战频繁国家的许多少数民族的社会主义者在瑞士的齐美尔瓦尔德会面，并在会议上谴责了战争的爆发，更大程度上针对的是由列宁提出的革命失败主义策略。
厌战情绪最终还是占了上风。
1916年和1917年发生的罢工事件，关系到的不仅是工人的利益。
虽然在所有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的实际收入在总体上有所提高，但缺乏成熟的经济管理会导致物价先于工资上涨：这会导致当地滋生极端厌恶情绪。
在1915年和1916年，征兵和住房条件差是罢工的主要因素。
直到1917年，英国的工人代表一直在呼吁和平谈判，进一步缓解公民的艰苦条件。
为反对临时政府，俄国爆发了第一场革命，并出现了苏维埃士兵和工人，这使得西方的工人运动备受激励和震惊。
亚瑟·亨德森于1917年7月从俄罗斯访问回国。
他向刚加入新成立的劳合·乔治联合政府的同伴们警告说，必须尽快考虑以谈判来结束战争，以防工人阶级崛起并停止战争。
他的内阁同僚将其驱逐出局，之后他便回到了工人运动的怀抱。
到年底的时候，无论是工党的左派还是右派都强烈批判政府拒绝对谈判进行深入思考。
这导致工党对立的两派之间出现一定程度的调和，甚至在工厂工人代表和官方工会的各个层次结构之间都产生了一致的意见。
欧洲也出现了类似的发展苗头。
放弃工人阶级提出的增加薪水、改善工作环境，并享有更大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力的要求，只能是暂时性和权宜性的。
关于放弃来之不易的成果，总会有一些质疑的声音存在。
政府没能够予以回应，这使得人们确信，当进程变得举步维艰，正如1917年各交战国之间陷入激烈的斗争旋涡，如本书第十七章中讨论到的，热血沸腾的社会主义反对党将会成为真正的威胁。
在法国，少数派代表艾·玛黑姆是冶金工会的秘书，他将少数派和多数派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冲突人格化。
他于1916年12月坚持认为，只要是国防建设开始的地方，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就不再反对茹奥提出的多数派要求，即国家的利益乃劳动者的利益。
同样，俄国的工人和社会主义当时也分为多数社会民主主义者（当时由弗里德里希领导）；独立社会主义者（当时由雨果·哈斯领导），他们曾公开批判战争；斯巴达克党（由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领导）以及左派代表，他们对俄国革命释放出的信息，表示积极支持。
左派与工人阶级参与政治进程，对工人阶级运动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也使得战后欧洲出现社会主义政府成为可能。
另一方面，在战争后几年，他们的参与使得阶级冲突司空见惯，这也许是战争所产生的更重要的影响。
右翼的复活
战前欧洲的右翼政治与左翼政治同样花样繁多，支离破碎。
在社会层面、政治层面和经济层面都存在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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