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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期间，作为一家之主的维也纳妇女觉得很难获取基本必需品，因为她们要与靠近战区的奥地利—匈牙利地区城市难民进行竞争。
受政府在战争伊始施行的坚壁清野策略的影响，处于战争旋涡的维也纳妇女们开始意识到，她们的牺牲几乎与士兵们的不相上下。
1917年3月，一名妻子写信给她被俘的丈夫，她恸哭道：“我和你唯一的孩儿想再看你一眼是没希望了，因为我们娘儿俩就要饿死了。”
那些生活在更为偏远的农村地区的人更容易获取食物，而排队领食物的、实实在在挨饿的妇女们渐渐乐意采取行动——反抗、暴乱、抢夺食物。
数百万的俄罗斯农村女性沦为难民并蜂拥至市区以寻找新的工作机会。
与德国和奥匈帝国的抗议者们一样，抗议呼声最高的群体之一便是士兵的妻子和女仆，她们要求国家能照顾到其基本的生活需求。
这些女性认为，国家应给予她们充足的食物和燃料，因为她们家里的顶梁柱都已奔赴前线。
若是这些必需品无法得到满足，她们就会首先在经济领域，其次在政治领域中公开反对战争。
在欧洲其他的一些地方，生活在奥匈帝国和德国部队占领区的女性们，曾遭受过严重的粮食短缺和资源匮乏的困扰。
在不同时期，想要在白俄罗斯、意大利、立陶宛、波兰、罗马尼亚以及塞尔维亚的部分地区中生存下去，就要取决于妇女们与占领军交易的意愿是否强烈。
这种交易还包括以肉体之躯换取物质所需。
帝国主义军队向占区妇女所施加的隐晦性暴力已席卷包括比利时和法国在内的各大占领区。
这种情况部分源自沦陷区妇女焦虑而又绝望的心境，尤其在1916年春天前后，年轻女子被国家强制征调时，情势更为严峻。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女性既住在家里，也在一定程度上是住在“前线”
。
英国发动的空袭和海军轰炸，同样给生活在农村沿海地区和伦敦市中心的人们带来了战争。
在1916年撰写的关于齐柏林硬式飞艇袭击事件的文章中，居住在马盖特附近的一名女性描述道，“那是非常大的爆炸声，离我们很近，紧接着就是另一个……我们都不知道下一个会不会出现在房子里”
。
虽然房子幸免于难，但炸弹却炸死了一名婴儿。
这种可恨的状况同样也将发生在其他地方，这种新技术可以使战争在除了前线的其他地方照行不误。
远离欧洲主战场的国家——例如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以及美国等国的女性，承担起战争的后援工作。
她们为资助士兵和水手的各种慈善组织贡献力量，并且带动国内消费以确保军用物资的供应。
远在非洲和印度殖民地的女性群体也为这场全球战争贡献了力量。
一些颇具影响力的印度妇女，例如既是作家又是政坛活跃分子的萨若吉尼·奈度，她就鼓励印度男子响应军方的号召，同时也呼吁更多地关注印度的人权。
包括德国和法国在内的一些殖民地国家迫使来自亚洲地区的妇女进行劳作来满足战时需要。
同样地，生活在这些地区的妇女食不果腹，无法享受到正常的家庭生活和工作。
战争年代的妇女所做出的牺牲和承受的苦难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都有所不同。
然而无论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如何相异，女性群体的参与不仅成为战事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关键的是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
工作中的性别
尽管在战争初始之际，女性对世界上的无薪水劳动再了解不过了，但是战争危机以重要的方式改变了她们带薪劳动的性质。
一些女性在此之前就转移到了那些仅限男性的工作上来，其中大多数女性从一种工厂工作转移到了另一种，或者对绝大多数女性而言，她们的工作从家政服务转移到了工业或服务业领域。
整个西欧为了1914年的大战全都动员了起来，其中女性农业工作者仍然仅占劳动力的一小部分。
而在战争期间，她们在农业方面的地位显著提升。
其中意大利尤为明显，在工业方面，女性并没有实质性地取代男性，而在农业方面则是相反的情况。
与并没有正式女性组织的意大利相比，英国既需要提高其国内的食物供给量，又需要补充劳动力。
结果，像女性陆军和女性森林军团等特殊组织招募城市女性来弥补这一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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