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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各种资源并未被自己看作对战争的限制，相反是赋予了战争的能力。
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卡尔·赫弗里希。
他于1915年2月—1916年5月担任德国财政部长，他拒绝厉行节俭，所以德国当时的口号就是“金钱无用”
。
英国财政大臣劳合·乔治认可凯恩斯的观点，在大战爆发之际，认为金钱毫无意义。
总体上来看，那些交战国都认为，战后依然要为战争付出巨大的代价。
因此，在开战期间，用于资助战争的款项中税费只占了一小部分。
在1914年，大多数国家税收系统的收入，大部分间接来源于关税与消费税；然而随着国际贸易的削减，这些收入也随之减少。
同年，英国恰好单独拥有一个有效的所得税系统，但是全英国4600万人里也只有113万人缴了税。
战争期间，有2400万人首次进入该系统缴税，其中：工人阶级中有收入的群体所缴税款就翻了3.7倍。
尽管如此，在英国的战争花费里，税收也只占20%。
征税的首要功能就是抑制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是指货币的数量增加了，但在消费品的使用率上却降低了）与维持国际借贷。
许多金融人士很早就认为会有一个短期战争，这是因为他们低估了国家的借贷能力。
战争中，主要的经济来源就是贷款，款项来源有三种，第一种，也是最重要的一种，就是发行短期国库券。
为保证国家纸币的发行，这种国库券也逐渐代替了黄金。
因此，政府借贷的同时，纸币也大量流通，这也更加刺激了通货膨胀的发生。
在1914—1918年，德国的纸币流通增长了1141%，英国增长了1154%，奥匈帝国增长了1396%。
通货膨胀所带来的影响意味着，流通货币的增长变成了一种强制国内借贷。
对比之下，第二种借款的形式是在市面上发行战时公债，购买公债属于自愿行为。
购买债券在当时成为一种对最终胜利充满信心的表现，因此，购买债券逐渐流行起来；同时，战时公债是在扩大货币发行规模时产生的，可以稳定流动债务。
随着战争的进行，大多数战时贷款，例如短期国库券，是掌握在金融机构手中的。
在交战国中，法国最为成功地动员了私人投资者。
直到1915年11月，法国才第一次发行战时公债，英国在战争期间也总共才发行过三次债券。
英法借款方式与其他战争国借款方式的不同，主要是由于两国更多依赖于海外负债，也就是第三种借款的形式。
这并不是意味着同盟国不重视国外借款：德国曾借款给奥匈帝国来交换黄金；之后，德国又用黄金交换土耳其的短期国库券。
因此，德国公民手中持有的奥斯曼帝国货币增加，土耳其公民手持货币却没有增加。
然而，德国并没有成功进入世界上最重要的、位于纽约的第三方货币市场。
由于协约国的封锁，德国无法从美国进口商品，对美元的需求也因此受限。
相对而言，协约国各方，尤其是英国，用其在美国敛来的财富购买美国的货物。
最初，英国此举多是为了满足俄罗斯的需要。
因俄罗斯缺乏国际金融信誉，而英国则拥有此种信誉，因此英国代俄国完成。
到1917年4月为止，70%以上由美国流入英法的资金都为俄所用。
但1915年，英国也成为意大利战事中的银行，1916年，其逐渐成为法国人的银行。
到1917年4月1日，英在美每周消费达7500万美元，且为冲抵总数高达4.9亿美元的证券缺口，英国已借款3.58亿美元。
因此，人们对于一场短暂性战争的预测停留在这一假设上：和平时期融资的正统观念将继续在战争年代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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