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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晚期，国际政治格局就是对殖民地和帝国势力进行争夺。
20世纪初期，紧张局势并没有得到缓解。
两次摩洛哥危机和1908年的波斯尼亚吞并事件让欧洲大陆离危险局势更进一步；近东问题和之前一样棘手。
1911年9月，意大利入侵的黎波里，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
而且在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中，英德、英法、英俄以及奥匈帝国、塞尔维亚、意大利和俄国之间的关系日益恶化。
对英国而言，为抵抗南非的荷兰后裔布尔人，布尔战争（1899—1902年）爆发，它暴露出“光荣孤立”
政策所隐含的风险。
因此，英国政府开始寻找伙伴。
1902年，英、日结盟，保障了英国在远东的殖民地不被俄国蚕食，英国首次尝到了结盟的甜头。
紧接着，英国在1904年和1907年分别跟法国和俄国缔结协约，每一份协议都旨在遏制或终结帝国主义之间的敌对倾向。
确切地说，尽管英国在当时还保有放手大干的权利，但是签署这些协议后，英国的帝国政治和大陆政治开始变得错综复杂。
列强之间的经济竞争加剧了帝国主义竞争，并且有所超越。
一般来说，除了关税问题，列强之间的贸易活动较为容易。
奥地利人会跟俄国人订购武器，英国人会根据市场需求建造船只，德国人会向俄国人出售货物，法国人到处兜售武器。
但是，为了安抚俄国，法国慢慢把哈布斯堡排挤出巴黎的金融市场。
这样一来，各国的贷款制度日益僵化，就连平时最慷慨的英国也不再对奥地利有求必应。
尽管如此，维也纳没有花费多少工夫，就在柏林和纽约筹集到了资金。
国际贸易和银行业仍然拥有国际化前景，十分警惕战争。
对金融界来说，维持和平是唯一合理的政策。
在构成国际政治背景的主要国家中，猖獗、充满敌意和**的民族主义没有合理性可言，而且比任何人的出现都更为危险。
1914年，由于受法国大革命、文化传播以及历史神话发展的刺激，民族主义已经变成了政治家和知识分子把玩的对象。
虽然在1900年后，每个国家都有其独具特色的民族主义，但是民族主义在1911年第二次摩洛哥危机后达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高度。
雷蒙·普恩加莱先后出任法国外交部部长和总统职位；在他的领导下，法国实现了一次真正的民族主义复兴。
在英国，由于北爱尔兰的基督教徒拒绝接受爱尔兰地方自治，爱尔兰问题发展到新高度。
德国内部的分歧不再那么强势，常常和缺乏深谋远虑的普鲁士军国主义混合在一起。
在意大利，狂暴的民族主义者都在关注奥匈帝国占领蒂罗尔州和达尔马提亚海岸的事。
对俄国来说，每个巴尔干问题都是对斯拉夫人兄弟情谊和俄国激进民族主义的考验。
在民族主义的作用下，欧洲大部分地区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火药桶。
但是哈布斯堡帝国独树一帜，因为11个民族在这里经过一番斗争后，最终还是在一起生活。
凭借1867年的二元君主宪政安排，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控制了这两个国家的政治机构。
但是他们必须适应民族多样性，相应地调整他们的对内和对外政策。
事实上，哈布斯堡的领导人曾做出努力，向捷克人、波兰人和国内其他民族做出让步，包括斐迪南大公在内的一些领导人甚至准备好付出更多努力。
但是不愿妥协的匈牙利精英拒绝为其他组织削弱自己的政治力量。
而哈布斯堡的邻国就不怎么友善了，因为罗马尼亚企图占领特兰西瓦尼亚，意大利打算至少把蒂罗尔州收入囊中，俄国想看到帝国的解体，而贝尔格莱德地区的塞尔维亚人打算在哈布斯堡帝国的领土上创造一个大塞尔维亚王国。
受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刺激，其他国家打算建立一个全新的、属于南斯拉夫人的王国。
1903年王朝政变后，卡拉格罗维奇王朝在贝尔格莱德获得执政权。
然后塞尔维亚逐渐成了奥地利的死对头，因为它急于看到哈布斯堡帝国灭亡。
1908年以来，波斯尼亚危机、巴尔干战争、塞尔维亚领土范围和人口的增长等因素，都让这一关系更为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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