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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一直到1917年，大部分宣传是面向国外的，特别是针对有可能被说服成为盟友的中立国家。
但是J.M.温特认为，对于宣传所下的这个定义过于局限：操控民意的机制，往往掌握在逐利的公司而非政府手中，他们所使用的媒体也远比印刷品更为多样。
媒体手段多种多样，起初是宣传海报，随后是电影，还包括老套的纪念品、图画明信片、连环漫画——这些媒介及时、广泛地加深了敌对情绪。
1917年的两大明显迹象表明，参战国政府需要资助并发展这些宣传技术。
亚历山大·华生认为，第一个迹象就是前线的哗变。
约翰·霍恩分析了第二个迹象，即国内发生革命。
学界通常认为，前线哗变并非反对战争目的，而是反对为了达到战争目的所采取的方法。
反观后者，由于苏俄呼吁和平，但拒绝赔款割地——这说明了它反对战争本身的目的。
事实上这两股潮流密不可分：一战的参战军队是公民军队。
由于政府大规模募兵，使得士兵感到身处军队和社会之间，全体社会成员均置身于战争之中。
全面实行男性征兵制产生了另外一重“总体”
效应——它导致工业生产丧失了大部分劳动力，因而随后动员女性加入其中。
但苏珊·格雷泽尔反对将女性动员的规模夸大其词，因为许多从事军火生产的女性在1914年以前就有其他工作。
在传统农业中，女性已经与农村经济融为一体。
由于男性被征召入伍，劳动力短缺所带来的负担加重。
城市人口对于军需品生产至关重要——这也从另一方面解释了“总体”
参与战争的意义，即战争与所有人都息息相关——因此，城市也就自然成了战争中的合法目标。
在一战中，这就意味着它和海上封锁带来的物资短缺差不多：没有食物、照明、供暖以及衣物。
1918年空军战略学家认为，紧随其后的便是直接攻击城市。
现代战争
这样一来，从第三个领域上看，一战更接近“总体战”
。
精密科技推动了飞机制造的发展；飞机本身就是限制一个国家工业动员的方式。
精密科技和工业动员为工业化战争提供了条件，但是工业化战争仍然超过二者总和，它指的是科技和工业的运用方式，即作战方法。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工业化社会之间的战争，这种论断不能充分说明它是“现代”
战争的起源。
同“总体”
这个修饰词相比较，“现代”
一词的使用要慎之又慎。
可以肯定的是，新式战争机器取代了大自然的节奏。
自从蒸汽船出现以来，机器就日益显示出掌控最基本条件的能力。
1914—1918年，潜艇使得海战不再依赖风力和天气，而只是取决于海洋深度。
空中侦察迫使士兵只得在夜晚行动，白天则匍匐隐蔽；高爆炸药威力巨大，简直能够移动大山——至少是小山丘。
大炮决定了士兵们的作息表——无论是睡觉、起床，还是行军、停止，这些都取决于炮击频率。
罗宾·普莱尔和特雷弗·威尔逊认为，1916年时，大炮的精密程度和规模尺寸决定了西线战事。
提姆·特拉弗斯描述了1918年协约国取得一战胜利，大炮在战争中的重要性是确凿无疑的。
但是枪炮的残酷所带来的直接效应却是前现代的。
士兵深挖堑壕，堑壕拯救了士兵生命——这样一来，他们所理解的战争就不太具有“总体”
参加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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