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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日益形成，而一战则打乱了这一进程。
大卫·齐林格瑞在他所写的章节中明确指出，由于非洲绝大部分都被欧洲宗主国统治，因此在开战伊始，立即就被卷入其中。
1912—1913年两次巴尔干战争之后，奥斯曼帝国仍然是个欧洲国家。
为了调整与其他欧洲列强的关系，土耳其被迫卷入战争。
但乌尔里希·特林佩纳认为，鉴于奥斯曼帝国横跨欧亚中东，战火随即燃烧到高加索、伊拉克和叙利亚。
作为伊斯兰世界的世俗领袖，奥斯曼帝国有权代表各地穆斯林宣布圣战。
尽管没多少国家响应，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被迫选边站队。
真正的中立状态往往屈从于变幻莫测的国家利益，这恰恰印证了战争的影响力。
B.J.C.麦克切尔描述了毗邻德国的中立国所承受的经济战压力。
反观域外国家，由于远离欧洲战场、不必周旋于同盟国与协约国之间，它们自然易于倒向协约国。
诚然，出于一己私利，参战的确是明智之举，这个道理在日本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大卫·查斯克强调，1917年美国之所以参战，不仅是因为德国实施无限制潜艇战，最主要的是其寻求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野心。
因此，“全球”
这个词更好地诠释了一战影响的广度。
总体战
较之“全球”
，“总体”
这个词用得更不恰当。
它的隐含意义是绝对的，但现实意义却是相对的：“总体战”
幸亏只是一句空话。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某些战役，特别是西线战场的索姆河战役、凡尔登战役以及帕斯尚尔战役、意大利战场上的伊松佐河12次战役，以及喀尔巴阡山脉严寒中的鏖战，都把这个概念栩栩如生地刻画出来了。
对于那些在这些战役里战死的个人而言，用老套的话说，这种经历就意味着“总体”
战殁。
但是，倘若有一支小分队脱离战场，就会有截然不同的观察视角。
约翰·摩罗认为，空战犹如骑士之战——个人勇气战胜了战争工业：1917—1918年间，空战远比陆战危险得多；而空战结果往往取决于参战国的工业实力而非王牌飞行员的机智果敢。
大规模工业生产决定了空战的胜利。
但是在西线战场，飞行员在高空至少能比陆军士兵更看得清地面作战的大致轮廓。
堑壕战限定了作战区域，战争时刻威胁着官兵生命。
堑壕为官兵提供了掩体。
而当堑壕被攻破时，运动战便取代了堑壕战；士兵开始洗劫粮库，恐惧陡生，谣言四起，暴行累累——对平民百姓而言，这无疑是噩梦般的灾难。
特林佩纳认为，即使是土耳其人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原因也大致相仿。
对于其他人，这种所谓的合理性解释是断然不可接受的——这等同于把骇人听闻的亚美尼亚大屠杀轻描淡写为战争背景下的军事行动：亚美尼亚人视之为一场大屠杀，惨状堪比纳粹大屠杀。
诚然，亚美尼亚人的命运证实了战争对平民的戕害。
鉴于亚美尼亚人此前就备受迫害，那么大屠杀是不是以全新方式进行的？身处奥斯曼帝国的亚美尼亚人，与身处俄罗斯帝国的德国人和犹太人（特别是1915年“大撤退”
期间）的境遇，是否有天壤之别？这两点尚存较大争议。
另外，亚美尼亚大屠杀的独特性在于，它为国际人权创造了一个新词汇——反人类罪，即从形式上说，犯罪动机并非源于宗教差异（尽管亚美尼亚人是生活在伊斯兰国家的基督徒）。
战争对于平民的身体伤害，极少有像亚美尼亚大屠杀那样惨烈的，更严重的战争创伤则在于心理层面，从这个意义上讲，“总体”
这个词绝不如“极权”
更为准确：政府通过宣传来进行思想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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