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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老年，姑爸爸的思维有些混乱，闹不清各种关系，她还活在过去，活在自己认定的世界里。
1959年国庆十周年，大赦犯人，大连不在其中。
为这个我和父亲到小连家里去了一次，那是我第一回涉足“干部子弟”
们的居所。
首先门卫让我们登记，再用电话跟秘书通报父亲和我的姓名，等了半天里头才出来人领我们进去。
这种做法对父亲和我来说不异于一个下马威，就像戏台上犯了错误的下级见上级，抓来的俘虏见对方长官要报名才得入门一样，让人心里很不受用。
我跟父亲说了自己的感觉，父亲说我太过于敏感。
其实我知道，父亲比我还敏感，他不说就是了。
小连的住所与我的想象大相径庭，树小房新，不中不西，庭院当间不伦不类地站着座假山，北屋窗前修了座怪模式样的喷水池，一切都不合章法。
进到正屋，应该算是客厅吧，内里竟是空空****的，墙上没有字画，窗前没有花草，除了一个长沙发，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
就那个沙发跟我们家嵌螺钿的太师椅比，也绝对差着档次，有匆匆忙忙刚从仓库里拉出来的感觉。
小连屋里的每样家具都用白漆涂着编号，桌子椅子凳子甚至连洗脸盆架子也在显著位置描着数字，大煞风景！
后来我才知道，标了字码的东西都是公家之物，不属于小连自己。
就是说小连革命几十年，没给自个儿挣来一套桌椅板凳。
却挣来了一群孩子，那些孩子分别叫作遵义、延安、柏坡，如果加上他们家夭折了的井冈、吴起，那简直就是一部中国革命史。
我们去的那天延安和柏坡在家，见了父亲和我也不叫，只是瞥了我们一眼就出去了，居高临下的态度显而易见，好像我们是没有觉悟的下里巴，是死乞白赖上赶着巴结的穷亲戚。
他们能让我们进门实在是高抬了我们，我们应该受宠若惊，应该感恩戴德。
其实我们是为大连的事情而来，大连是他们的亲伯父，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我们不过是旁门外姓；不是看在姑爸爸份儿上，我们完全可以撒手不管。
这些人连远近高低都分不清楚，一帮浑蛋！
那天小连急着要去开会，让父亲有话对吴贞说，看来两个人早已复婚了。
吴贞的派头很大，穿着蓝呢子衣裳亮皮鞋，头发梳得一丝不乱，白衬衣领子朝外翻着，身上一股香胰子味儿，有点儿小人乍富的装模作样。
吴贞坐在沙发上，跷着二郎腿，往后仰着，向沙发后背张着胳膊，全没个坐相，这让我羞于抬眼睛看她。
表兄小连当初为什么看上了她，真让我匪夷所思。
父亲说了大连的事，吴贞哼哼呀呀地打着官腔，言之无物。
父亲说他知道，大连的罪过是货真价实，定过案的，不好提前释放，能够进入大赦名单也必有多方面因素存在，只是希望看在姑爸爸年事已高，身边无人照料的情况予以宽恕。
吴贞先是面无表情地听着，继而瞪着父亲说，怎能说是“无人照料”
，我们家是按月给了钱的，你说这样的话把小连摆在了什么位置？
父亲说，老太太身边真是没人。
吴贞说，接过来了，她不住，我有什么办法？总不能让勤务员上细管胡同伺候吧！
父亲说，我姐姐是个生性刚强的人，轻易不朝谁张嘴，哪怕是自己的亲儿子。
吴贞说，我们难道就不刚强了？我们提着脑袋出生入死，要是有一点儿不刚强，也不会有今天的新中国。
父亲说，你说得对，但大赦是个难得的机会不是……
吴贞说，小连是个原则性很强的人，从没有为个人的事跟国家提过什么要求。
大连是大连，小连是小连，他们是两个阵营的人。
谈话没有任何结果，我很快看出了，吴贞对大连的事情根本不感兴趣。
大连对这个革命的家庭来说是个毫不相关的局外人，大连的关押与释放跟他们家没有一点儿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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