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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许多属于考古学家所说的拉腾文化，这一事实至少意味着他们接受一种共同的行为和信仰制度，尽管不同的群体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对其加以重新阐释。
因此，在古希腊罗马世界，西欧和中欧那些流动性的、好战的群体属于一个民族，即凯尔特人，对他们可以像对外来的蛮族人那样进行夸张的刻画和描绘。
到公元前2世纪后期，凯尔特人的进攻威胁平息后，这个形象就微妙地转变为波赛东尼奥眼中“高贵的野蛮人”
，他被称为“温和的原始主义者”
是有一定道理的。
随后，古典作家对于凯尔特人的观点是逐渐变化的。
起初（公元前6世纪—公元前5世纪），他们只是欧洲西北部和西部的居民；后来（公元前4世纪），他们成了威胁文明的蛮族人；最后（公元前2世纪—公元前1世纪），这一形象变得成熟起来，他们成为人类学意义上的“他者”
，成为学术兴趣的焦点。
考古学上的证据，在某种程度上还有语言学上的证据，构成了一幅相互补充的图景。
从长时段来看，在从伊比利亚南部到设得兰群岛的欧洲大西洋地区周围，有很多互动的网络，而海洋大大方便了这种互动。
一系列主要河流将这一面向海洋的区域与欧洲大陆相连，几千年来，这些河流提供了交流的通道。
如果把凯尔特人的语言（就像18世纪所定义的那样）看作是在大西洋地区逐渐发展起来的，并且随着公元前1000年前后大西洋地区的频繁交流而出现融合，成为在沿海和岛屿及其河流腹地所讲的一系列相互听得懂的方言，这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古典作家根据他们知道的一个讲这种语言的部落的名字，将这个语言区域命名为“凯尔特地区”
。
在公元前5世纪，在讲凯尔特语的地区出现了早期的拉腾文化精英。
从这个核心地区，一种信仰和价值体系传播到大西洋地区，先是到了不列颠岛，后来又到了爱尔兰，在通常所说的“凯尔特艺术”
中，这一体系得到了最明显的表达。
在此过程中，凯尔特语的一种方言可能也得到了传播，虽然可能并没有到达爱尔兰。
传统上认为这种传播机制是迁徙和入侵，但没有令人信服的考古证据来证实这一点，反而有很多证据表明这些地区当地文化的延续性。
变化可能会通过对精英仿效的交换网络来传播，也就是说当地的领导人会通过接受“外国的”
思想和风格来提高自己的地位，今天的考古学家对此已经没有什么异议。
早期拉腾精英地区南部和东部的情况则不同。
在这里，考古证据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至少在最初，大规模民众迁徙是由讲凯尔特语的群体的迁徙所引发的，这种迁徙对意大利、巴尔干和安纳托利亚造成了冲击。
这些群体的“凯尔特身份”
可能与大西洋沿海高卢和不列颠的群体大相径庭，与伊比利亚半岛上那些讲凯尔特语的人也大相径庭，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受到早期拉腾文化的影响。
将这一范围广泛的完全不同的群体称为“凯尔特人”
是否合适呢？把他们称为讲凯尔特语的人，并把“凯尔特人”
一词限制在高卢中部和西部的民族，这样会少一些误导，因为早期的希腊历史学家皮西亚斯、波赛东尼奥和恺撒都明确认为后者是凯尔特人。
那些在罗马控制下的讲凯尔特语的地区逐渐采用了新的身份和新的语言，当地的基因库无疑会被商人、士兵和行政人员引进的地中海、东欧、非洲和近东的基因所稀释。
尽管公元4世纪时，凯尔特语仍被一些不列颠人和高卢人使用，罗马化的同质化效应很可能使人们对祖先的记忆变得模糊，并创造出新的种族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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