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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刻在了我的脑海里，至今难忘。
我的整个童年、学生时代和参观霸王窑乘坐闷罐车的这条运煤铁路专用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和家乡这方沃土上的煤矿联系在一起，发生了许许多多讲述不尽的故事，几乎占去了我生活的全部。
我们这里是黄土高原，地域偏僻，水资源十分匮乏，只能靠天吃饭，伴随“勤劳让黄土变金”
的最朴素的小农经济意识，人们任劳任怨，祖祖辈辈在黄土里刨食吃，多一半的人是在贫困线以下挣扎，吃了上顿没下顿。
生存的艰难，让人们根本谈不上啥文明、文化、自信、尊严这些精神层面上的东西。
在我上小学时，“文革”
已经进行到后期，儒家归顺处世的规矩，被这场运动冲淡得无踪无影，人们扒掉古庙，废掉了老祖先按照风水为堡子建造的标志性建筑，最后连祖辈留下的家谱影像，也毁于一旦。
当时父母年事已高，又疾病缠身，挣不到生产队的全额工分，每年分配的口粮只能够一家人吃半年。
王家堡子两个生产小队，一百五十户人家，能够吃饱肚子的不到六十户，吃饱饭成为全堡子人最高级别的奢望。
为了生计，孩子长得再丑、智力再低，只要肯吃苦，能踏实干农活，都是好后生、好娃，头脑灵活，能说会道，干农活不踏实，会被人瞧不起，归另类。
我和同龄人一样，就是在这种观念的熏陶中，形成了没有远大目标，只关注脚下那一亩三分地的农民娃。
我之所以能去上学，却是父母的坚持。
我们家是全村数一数二的困难户，老祖宗留下的半边庄基地，一间半的茅草房，年久失修，被那年下了四十天的连阴雨毁掉了，在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全家就不得已搬进了废弃的破窑洞里，过着穷得叮当响的日子。
这样的光景，上学有什么用呢？但倔强的母亲非要送我去学校读书，说是咱不识字，连工分都记不了，吃了多少年的亏，不能让娃再吃不识字的亏。
就这样硬是让我上了学。
每次放学回家的路上，许多长辈都向我投来异样的目光，我清楚地听见有人对着我的背影指指戳戳，说我家连饭都吃不饱，婆娘还要让娃念书，真是败家，不知道咋想哩。
在饿肚子又有外界强烈刺激的背景下，我心里产生了浓浓的厌学情绪，上学也不过是应付了事罢了，所以也就难以取得好的成绩。
“文革”
前后，距离我们村周围不到五十里的地方，国家规划的五个大型煤矿陆续地建设，还修了一条煤炭铁路专用线。
许多人从全国各地来到这穷山僻壤的地方，为国家建设煤矿，唤醒了这片沉睡千年的土地，也为这里的原住民带来了商机。
村民纷纷将自家产的瓜果、自己加工的豆制品、鸡鸭禽类用架子车拉到矿上出售，远一点儿的就扒拉煤的火车到玉龙矿、渭北市去卖，更远的还卖到了省会城市。
全村有近一半的同龄人都通过煤专线铁路和这几座煤矿发生过经营关系。
1972年我还在上小学四年级，到第二学期时，家里实在是揭不开锅了，吃饭真真地成了当务之急。
我向学校请假休学，和同村人一起扒火车到煤矿上卖柿子。
我们这里属于半山区的丘陵地带，沟畔有许多老柿子树，柿子树生长周期慢，从我记事起那些树是啥样子，现在还是那样子，没有见长，也没见老。
听老人说，我们柿子树平均在三百年以上，每年冬天落叶后树干就像久经风雨沧桑的老人，干枯而又硬朗的骨架，在寒风中傲然挺立。
春季万物苏醒的时候，它也没有丝毫争相斗艳、分享春光的意思，直到春夏交替，人们即将把怒花绽放的春天美意忘却的时候，仿佛一夜之间，它干枯的枝头全披上了绿色，一派生机勃勃的气势。
金秋十月，柿子树的叶子开始零落，枝头只剩累累的果实。
此时，人们再把柿子采摘下来将皮去掉，压成柿饼，晾晒在田间地头、房前屋后和打谷场上，把村庄装点成一片红色的世界。
在那物质极为匮乏的年代，柿子成为人们冬季最基本的水果、营养品。
我在学校的农场劳动时，背不起馍，母亲就给我拿上烤好的红薯，装几个柿子当菜吃。
柿子最大的特点是每到冬天时就会被冻硬结成冰，能长距离运输，吃的时候把冻硬的柿子放在凉水里几分钟，里面的冰就被冷水提出来，结在柿子的表面上，再把冰除掉放在温水里，温几分钟，吃起来是松软、甘甜。
这么奢侈的享受，谁也舍不得，各家各户将自家产的柿子拿到西边的矿区卖，换回来现钱买油盐酱醋，为孩子上学缴纳学费。
有一次，我在一百里外的矿上没有把柿子卖完，硬是舍不得吃，又挑回来放在自家用苞谷秆搭建的柿子棚上。
柿子成为村民度过饥荒救命的稻草，有劳动力的人家将自家的柿子卖完还要收购别人家的卖个好价钱，缺少劳动力的人家只好让别人收购到煤矿上赚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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