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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乾隆还根据督抚贪腐犯罪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制定了新禁令，例如，禁止督抚收受礼品，禁止官员让下属代为采购物资，禁止封疆大吏设立管门家人、收受门包，等等。
乾隆希望繁密的法网能够震慑贪腐，达到“天下无侵员并且无贪员矣”
的效果。
对于腐败分子，乾隆惩办起来毫不手软。
在乾隆朝，罪犯是官宦子弟，不但不能减免惩罚，还要从严从重判决，哪怕他的父兄是在位的达官显贵。
比如，甘肃冒赈案发生后，闽浙总督陈辉祖的弟弟陈严祖是甘肃知县，贪污三千七百两银子，两江总督高晋的儿子成德也是甘肃知县，贪污了四千三百两银子。
当时，其他涉案的知县，凡是贪污在一千两以上一万两以下的，全部判处了死缓。
陈严祖、成德二人初判也是斩监候。
如果陈辉祖、高晋出面“运作”
一下，他们的弟弟、儿子估计很快就能出狱，说不定还能重获一官半职。
但是，乾隆将二人改判为“斩立决”
，立即处死了，一点都没给陈辉祖、高晋面子。
对犯罪的官宦子弟，乾隆从严从重判决，不单单是为了照顾朝野舆论，也表明了对高官腐败绝不手软姑息的姿态。
乾隆办起案来从不投鼠忌器，也不讲究什么“办案范围”
，不避讳矛盾。
一个官员出问题了，就处理这个官员；一个班子出问题了，就撤换整个班子。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朝廷查出云贵总督恒文低价向下属强买黄金，少付银两，同时有数万两银子的财产来源不明。
进一步的审理查明云南全省有五十六名道、府、县各级官员牵涉其中，有些是恒文纵容家人勒索的贿赂，有些是恒文出巡州县时直接敲诈的，有些是下属官员到昆明求见时被勒索的，最后，恒文被“谕令自尽”
，当在情理之中。
和他“搭班子”
的云南“省级领导”
也被“一锅端”
了：巡抚郭一裕参与强买黄金，被撤职、充军；布政使纳世通、按察使沈嘉征知情不报，还一味迎合上司的不法行径，被革职。
有主动行贿行为的剑川州知州罗以书，革职，杖责一百；临安府知府方柱等三十七名在任知府、知州、知县，在初判中被认为是遭恒文勒索，事后主动交代问题，被认定“自首”
，免除处罚。
但是，乾隆皇帝认为这三十七人在被勒索的时候人人隐忍，没有一个人告发，直到恒文被撤职之后他们才纷纷出来说明问题，不能算是自首，全都有罪。
结果三十七人全部被“降一级留任”
。
又比如，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判决的浙江巡抚福崧、两淮盐运使柴桢侵挪国库案，福崧在被押送北京的途中自尽，柴桢就地正法，也在情理之中。
而卸任浙江布政使归景照知情不报，充军伊犁；现任浙江布政使王懿德刚刚到任两个月，和福崧并不熟，也被认为“溺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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