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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左：如果你问某人为什么要穿衣吃饭，或为何要做其它任何一件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时，他定会立刻犹豫不决，努力回忆其原因，但最终找到的理由却和他真正的初衷相去千里。
原因何在？他在采取这一行动时并没有明确地认识到行动的动因。
在这种情况下，自欺不但是完全可能的，而且是我们最常见的现象。
事实上，世上最寻常的事儿莫过于给自己的行为找个堂而皇之的理由，尽管我们的原始动机并不是那么高尚。
另一方面，许多人认为他们自己很坏，比一个公正的旁观者以任何充足的理由来认定的还坏。
在这种情形下，明眼人常能使别人深信他是受着跟他想象的完全不同的动机所驱使的。
哲学家们直到今天还在争论：人类为最崇高的事业所做的努力，究竟是出于大公无私的仁爱精神的鼓舞，还是仅仅出于一种明确的利己主义。
于是在阐释人类行动的动机上，我们不难看到不同派别的哲学家总会有着截然相反的解释。
大家知道，自我反省乃是一种真正的道德所加之于人的最艰苦的任务之一。
难道这些事实同自觉行动完全产生于个人判断的那种说法不是明显相矛盾的吗？毫无疑问，这些例子都是真实的，但若要进一步考察他们对本章论述的影响，我们还有必要返回到我们对于人类思想现象的分析上去。
迄今我们只讨论了人类的两种行为方式——自觉行为和非自觉行为，但严格地讲，还存在着第三种情况：介于二者之间的行为。
目前，自觉行为已被界定为源于预见到某种结果而采取的行动，这种结果既可以是愿望的产物，又可来自厌恶之情。
这样说来，预见和自觉选择是分不开的。
但是凡是预见到的东西，从这个词的含义上讲，都一定是智力所及的。
所以，一切行动，只要是完全自觉的，只能出于判断的决定。
但是，以上枚举的种种行为中，诸如吃饭穿衣之类，仅能列为不纯粹的自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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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愿望的形成，它在人脑中似乎经历了两个阶段。
预见，作为经验的产物，同愿望一样，在人类的早期行动中是不存在的。
一旦婴儿建立了外部环境和某种情感之间的联系，如某种手势和得到喂奶之间的关联，便意味着他会为了某种结果而渴望先决条件。
这里，就愿望和智力判断的关系而言，行动的确是像我们所能想象到的那样简单。
不过，即使如此，其动机也可能是很复杂的——风俗习惯或常规可能也会掺杂于其中。
源于习惯的行为从根本上讲是非自觉的和机械的；它们以各种方式改变着我们的自觉行动。
但还存在着第二种习惯。
随着我们经验的丰富，自觉行动的项目也就多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久就会看到许多情况间实际上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结果他就会感觉到有一种缩短考虑过程和按照昨天的决定来采取今天的行动的倾向。
这样一来，理解力和决断力便不再扮演决定性的角色，它已驾轻就熟，无须再纠缠于继续追忆和回顾使它决定采取某种行动的初衷了。
由此，人们的惯性思维或习性就诞生了，并且很难加以革除；人们服从这种习性，而且无论对自己或对别人都不能说出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的明确理由。
偏见和先念也便从此有了历史根源。
下面，再让我们来探讨一下人类的行为中自觉程度和非自觉程度的比例问题。
以去教堂的人为例，如果说他从孩提时代起就开始习惯于这种例行之事，那么毫无疑问，如今他去教堂的动机中已经没有任何基于成年后理解力的因素了，和那些通过理性判断而选择信教的人相比，二者的出发点和感觉相去甚远。
正像学几何的学生相信几何定理的真实性一样，虽然那些定理并不是他们首次提出并验证的，但是基于前人的研究，他们并无怀疑。
对那个从小就去教堂的人来说，他之所以选择“去”
，可能因为他当初认为这样做是有道理的（也许现在另当别论，因为初衷早已远去）或迫于父母的权威不敢不去，也可能因为他现在想给邻居们留个好印象或出于礼貌才去。
无论怎样，去教堂的原因早已模糊不清，但它还是根植于我们头脑中的某个细胞里，影响着行为的最终产生。
所以，当这个人试图再次为其去教堂这个行为追根溯源时，结果定是劳神费力、收效甚微的，他很难找到一个或几个清晰而准确的理由，更别说各种动机之间的比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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